革命二兄弟

本文转自：廊坊日报

鲁振鹏老年照

鲁振鹏及其后代

来信与证明

双烈士证

■冯秉顼

鲁振铎和鲁振鹏是文安县新镇镇鲁庄子村人，他俩是一个爷爷的叔伯哥们。鲁振铎1896年生，鲁振鹏1900年生。

1938年9月，上级党组织委派中共党员徐恩荣到新镇组建抗日队伍。徐恩荣到来后，第一个接触的就是鲁庄子村的鲁振铎和鲁振鹏。他兄弟俩一矮一高，面目清瘦，老实实诚，办事干练。在大清河两岸，一提起他们的大名都知道，叫得响。特别是鲁振鹏，当时在村子里担任村长职务，能说会道，好保媒拉纤，在十里八村说成了近百对儿。大伙儿都信得过他，说他办事公道。村子不大，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徐恩荣一接触了解，发现他俩思想上要求进步，立场坚定。于是经过考验，当年10月，秘密发展他俩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成为共产党员。

新镇原名保定县，因与大保定重名人们习惯上称“小保定儿”，县域变化频繁，几易其名。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1942年初，新镇内外全被日伪军占领，环境十分残酷。日本鬼子建据点、设哨卡，岗楼林立，到处烧杀抢掠，实行惨无人道的统治。小鬼子为了对占领区实行更加严格有效的管理，还歹毒地设计出“以华治华”策略，延续民国政府的“牌甲”制度，任命中国人作为地方保长，建立基层伪政权。当时鲁振鹏正值青壮，又讲义气，能说会道，名气很大。日本人进来的时候，哥哥鲁振铎参加了八路军的外围组织。在当时的条件下，形势骤变，日军在新镇一带频频增兵、轮番扫荡，八路军主力不得不转移到外线，干部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派一个可靠的同志，趁日军大批建立伪政权的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出任伪职，采取“两面政策”，建立“两面政权”。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坚持对敌斗争。上级党组织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这件事落在了鲁振鹏身上，他遵照八路军领导的指示，在本村出任日伪政权下属的保长。

从此，鲁振鹏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另类生活。表面上，既然当“汉奸”，就得像一个“汉奸”的样子，见了当官的点头哈腰，斟水递烟，向老百姓则是催粮要款。凭借到据点开会的机会，他与熟识的伪军和别的保长，经常玩几把牌。暗地里，他想的是，报国无门的华北男儿绝不能看着自己的家国就此沉沦。

当时县里的工、农、妇、青各抗日救国会比较健全，鲁振铎、鲁振鹏兄弟参加抗日组织后最开始的主要工作是暗地里藏匿保护八路军干部和战士，破坏敌人的公路、电话线，为抗日人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提供落脚点，通风领路，送水供饭，他们家成为抗日人员的红色“堡垒户”。赵克、李林朴、闵长城、徐恩荣、杨进修等区、县领导经常在这里住宿、开会。每当这些同志来到他们家时，他们都拿出最好的食物，让出最好的住房，动员全家站岗放哨，担任送信、领路等任务。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抗日人员白天在坟窝子、破砖窑、青纱帐里躲着，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敢回村。到晚上，使暗号一踹墙根，他们就出来，开门领人或拿文件，整天提留着心。鲁振鹏家东边有个磨棚，他把文件藏在磨盘底下，要不就用报纸包上，藏在粪堆里，确保万无一失。鲁振铎风雨无阻，胆大心细，冒着生命的危险，躲过敌人一次次的盘查，为抗日同志送水送饭，传递情报。有一次，他受新镇抗日区长李林朴的委托，要把重要文件、情报送往任丘，为了保险，他把文件、情报缝在鞋底上，说自己出门走亲戚，骗过了敌人的层层盘查。走了70多里的土路，把情报安全送到指定地点，受到分区领导的奖励。

鲁振鹏利用“伪保长”的身份，以保媒的方式，深入到敌人内部收集有价值的情报，营救我党干部和八路军战士。就像电影《平原作战》中的打更人一样，表面上喊：“没有事咯！”暗地里为八路军服务。

鲁振铎和鲁振鹏一个住村东，一个住村西。特别是鲁振铎的三间房子在村子最东边。1942年春末，为了藏匿八路军，他找弟弟鲁振鹏还有5家可靠的群众利用点灯的时候，一宿就挖了10多米长的地道。在他俩的带动下，后来红色堡垒户发展到12户。整个抗战时期，全村没出过一个汉奸。解放后鲁庄子村被评选为“抗日模范村”。

1942年秋的一天傍晚，一股日伪军从文安洼的水路路过，杨进修带领5名战士，由鲁振铎、鲁振鹏引路，尾随敌人，趁他们在高垄上休息时，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6名日伪军。等敌人组织反扑时，他俩已经带着战士转移，并趁着天黑潜回鲁庄子村隐蔽起来。

有两个抗日青年是亲兄弟，他们经常隐藏在鲁振铎家，哥哥叫赵止田，弟弟叫赵方田，赵方田就是后来的赵克。1942年初，赵克得了重病，在鲁振铎家调养了两个多月，经过多方悉心照料才好，鲁振铎一家子救了他一条命。刚入住不几天，日本鬼子进村了。他正在炕上躺着看文件，一看情况危急，把枪都打开了，准备拼命。怎么办？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鲁振铎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把赵克连人带枪一把推下当院的一口没水的土井，上边扔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马上又盖上了。这时候鬼子已咣咣地踹门了。他把门一开，鬼子呼啦啦冲了进来，满屋院乱翻，在井里拿刺刀一挑，因为东西放的多，他们哇啦哇啦一看没东西就走了。一块儿进来的鲁振鹏也吓出了一身冷汗。躲过这一劫，为了感恩，赵克从井里出来后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认鲁振铎为干爹。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了天津专区税务局长、天津（廊坊）地区的地委书记。他重情重义，一直与鲁振铎家保持联系。赵克经常去鲁振铎家拉着老鲁的手促膝谈心，给钱给物，问有啥困难没有。鲁振铎却丝毫不取，说当时那样做是应该的。赵克想把鲁振铎的孩子带走吃商品粮，也被他婉言谢绝。老鲁的高风亮节，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八路军县大队经过多次战役，摧毁了日军主要交通线，捣毁了不少日伪军据点，给予新镇一带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但日本鬼子并没有放松对占领区的控制，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各个村庄进行“拉网”式搜查，寻找抗日人员的行踪。1943年夏，天刚下过雨，天空碧蓝碧蓝的，鲁振鹏正在村边溜达。当时鲁庄子一带正闹大水，村子四周被水围着。这时他突然发现从东北方向水中驶来8条大木船，临近一看3船是日军，5船是伪军，日伪军百十来号人全部荷枪实弹，船上还架着3门迫击炮。此时鲁庄子村正住着13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在鲁振鹏家开会、研究工作。他一溜小跑，踏着泥泞的土路返回家中，通知开会研究工作的同志。听说敌人来了，大伙儿个个摩拳擦掌，一场血战就要发生。情况危急，怎么办？真要动了家伙儿，力量悬殊，八路军非吃亏不可！于是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见我的话儿千万别打。”这时鲁振鹏急中生智，连忙找来哥哥鲁振铎还有平时几个要好的哥们儿，要他们虚张声势，搞出点动静，吓跑敌人。然后他马上笑容可掬地来到村边，跳到船上，连说“欢迎，欢迎！”又是斟水又是递烟。这时天已经黑了，人们常说六、七月份的天，像小月孩儿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刚才天还好好的，西北天又上来了天气，马上要下雨。他发现船上的日军翻译官姓张很熟，脑子飞快地转着，一刹那，想起了一个稳妥主意，神秘地小声对翻译说：“可别嚷嚷，千万别打啊！村里真有八路。”“你怎么不报告呢？”“人都被他们控制起来了，出不去呀！”“哪部分，有多少人？”“听说是打霸县的大部队，差不多家家都有，最少有300多。趁他们没发现你们，快走！”这时，张翻译乘机对日本军官说：“八路打仗可是玩命的，估计他们是临时休整，别惹他们为好。”这时，船上的敌人好像隐隐约约听到了街上有部队要集合的声音。原来是鲁振铎一群人为了把敌人引开，拔腿往村东急跑，沿途放鞭，并拉响了一颗手榴弹。鲁振铎还趁机向天空放了两声冷枪，造成了突围的假象，敌人听到响动害怕了。日本军官听了张翻译的话，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要打草惊蛇！”结果，船没靠岸进村，日伪军不敢久留，也不敢声张，蹑手蹑脚地溜走了。这样，抗日干部和战士，趁着混乱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流血战斗。日伪军从鲁振鹏的招手笑容中，没看出他的阳奉阴违。他们真心实意地喜欢这位伪保长，觉得他是日本人的鹰犬，真心为他们服务。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伪保长的真实身份是鲁庄子村的地下党员。年轻力壮的鲁振鹏凭一腔热血和聪明才智，和敌人斗智斗勇，很快便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紧接着，四联县第五区区长李林朴委托给他一个特殊任务——争取邻村的伪保长反正，为八路军服务。一向率真疾恶如仇的鲁振鹏对这些背信弃义的汉奸恨之入骨。但他又想，伪保长们少一个，就少一个欺压乡里百姓的人，多一份抗日的力量。想通了之后，他立即开展工作。鲁庄子村被发展为八路军的秘密根据地，常有伤兵或组织重要成员藏身于此。同志们将鲁庄子村称为“小莫斯科”，这得益于鲁振鹏工作做得好。在他的感召下，4个邻村的伪保长认识到对日本人出卖自己的灵魂，为虎作伥、欺压百姓，实乃民族之耻，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愿为抗日出一份力。鲁振鹏为了适应这份工作，处事风格也逐渐变得圆滑，将日伪军戏弄于股掌之间。他还为鲁庄子村的全体百姓及地下党谋得“良民证”，相当于在敌占区有了“护身符”，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尊重。1943年7月，经李林朴介绍，鲁振鹏秘密加入了“反攻建国同盟会”，任第五区会长并介绍本村6个可靠的人加入该组织。

从1942年初至1943年底，鲁振鹏干了近两年的“伪保长”，为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潜伏环境的熏陶下，他慢慢地适应了这份工作。日本鬼子的“扫荡”刚刚过去，抗战形势略有好转，他们两家里却出了祸事。原来是怀着对小鬼子的刻苦仇恨，他送自己的大儿子鲁耀章，哥哥鲁振铎送二子鲁春章入伍参了军，成为八路军战士，二人血洒疆场，双双成为革命烈士。他的长子鲁耀章生于1919年，1938年参加八路军奋起抗日，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冀中第八军分区特务连长，曾参加献县、交河、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地战役。1942年，在日寇发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冀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壮烈殉国。鲁耀章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牺牲于河间县大行羊村，时年仅23岁。鲁振铎的二儿子鲁春章生于1920年，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入党。在1942年一次战斗中英勇杀敌，牺牲在河北省交河县，就地埋葬。牺牲时任班长，年仅21岁。二人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不知怎么小鬼子知道了这一消息，起了疑心，把鲁振铎和鲁振鹏抓到了新镇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反复折磨。日本人认为鲁振鹏的所作所为把他们欺骗了，打得更狠，用鞋底子抽脸，打掉他8颗牙。不管用什么酷刑，哥俩始终一个字儿没招。村里、乡里的保长们纷纷作保，但日军拒不答应。县里、区里也多次武装营救，但始终也不知他们关在哪儿。直到日本投降，才把他们放了出来。只是听一个为日本人做饭的伙夫说：“鲁庄子那俩汉子骨头真硬，什么也没交代。特别是那个大个的，牙都打掉了，啥也没说。”

解放后，哥俩的处境可不同了，遭遇到了不同的命运。哥哥鲁振铎根红苗壮，娶了霸州郝惟讷，人称“郝天官”的后人，家资丰厚，但他把全部家产都献给了抗日工作。入高级社时，鲁振铎除其它东西外，还入了一辆胶皮轱辘的大马车，这可是他的心爱之物。当时农村都是木头轱辘的，胶皮轱辘的很少见。鲁振铎年轻时参加过八路军，在娘子关、太行山一带打过游击。后因受伤，回到家乡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掩护过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后来与赵克成为干父子关系。很多老人看到过一个“晋察冀边区任命书”，上写：四联县第五区区长李林朴，区长杨进修，联络员鲁振铎。解放后，鲁振铎是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和赵克一直保持良好关系。上世纪50年代鲁振铎的母亲去世后，打点完后事，他去了天津找赵克。一进门，赵克见鲁振铎脚上穿着白鞋，便问：“怎么啦？”“你奶奶去世了，怕你工作忙，事先也没告诉你。”赵克听说后，忙跪下磕头，拿出钱上礼，并说过几天回去在上坟烧纸。过了不几天他真回来了。据鲁振铎的长孙回忆，有一天他放学回家正碰上家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赵克从屋里走出来抱起他，还给了他20元钱。鲁振铎有个小舅子叫郝耀增，是国民党，曾当过霸县县长，解放时想去台湾没赶上飞机，在天津被抓起来了。因鲁振铎和赵克经常走动，有一次鲁振铎去天冿看赵克，赵克一见面就笑着说：“怎么！给郝耀增说情来了？”鲁振铎说：“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俺们俩水火不相容，我给他说不着情！怎么处理他那是政府的事。”鲁振铎不但坚持原则，而且心眼好。有一个光棍刘三秃在他家吃了一辈子饭。鲁振铎乳名叫小路，刘三秃逢人便讲：是路二爷救了我的命，他养了我一辈子！

鲁庄子村民也救过许多老干部。鲁振铎有一个当家子孙子叫鲁彦堂，在生产队时是三队队长，当时六寸泵不好买，于是到石家庄去找李林朴。他和门卫说：给李林朴做疙瘩汤吃的那个小孩找他。李听说后，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招待帮忙解决了村里的难题。

鲁振铎晚年是幸福的，他个子不高，留山羊胡，三儿一女，大儿子早已去世，二子是烈士，三子雅章两口子和一女，都很孝顺。支书不干后，他当过仓库保管员。1968年腊月二十九去世，享年73岁。

弟弟鲁振鹏可就不行了，他顶着“汉奸”的骂名，解放后始终抬不起头来。谁让他当过伪保长呢？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中，为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呢？他也是抗日英雄！在特殊年代，鲁振鹏被划为地、富、反、坏、右，到处批斗。1969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鲁振鹏在本村学校被关押两天两夜后含冤而死，时年69岁。

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成为鲁振鹏和他的后辈儿孙们的一件大事。最后，他们全家多次写信申诉，李林朴、闵长城、徐恩荣、杨进修等老领导也多次写信、打证明，证实鲁振鹏的真实身份。他们说：鲁振鹏可是好样的！倘若没有他的周旋，倒霉的可不止我们，一个村子都得遭殃，要是那样，叫老百姓怎么信任我们？终于在1982年鲁振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本文照片由鲁振鹏后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