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大学勤工俭学的过往

本文转自：山西晚报

1962年以前，山西大学就是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师范学院主要是培养教师的，伙食费全由国家负担，每人每月九元。这九元不发在学生手里，由学校统一管理，所以在校学生伙食费全免。而零花钱，则要靠助学金。助学金同现在的奖学金大不相同，不是奖给学习优秀者，而是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不少来自雁北贫困地区，他们总是优先，来自农业条件好的晋南（临汾、运城）地区的学生享受者较少，所以大家也会勤工俭学来贴补生活费用。

开始大家都找不到什么活计。一天，有位晋中籍的同学发现了“商机”，距学校不远的北营火车站缺少装卸工。他联系好以后，有二十来个人报名参加。年轻学生不能与专业的搬运工相比，搬运工一个人扛一麻袋百十来斤的货物，学生两人抬还感到吃力。不少同学虽然在农村算好劳力，但在这里就是一个小工，多数同学难以胜任这个工作，只有五六位体力大的同学坚持每周日去一次。

当时学校地处太原的南郊，校门口不远处的小树林旁经常停着几辆马车。一次几位同学在校门口溜达，看到车夫向当地的一位农民买青草。学生们觉得割青草也是一个好营生，于是就买了镰刀，先在校南面的水渠上割，慢慢割到附近耕地的地头上。一天，他们看到玉米地里杂草丰茂，便钻在玉米地里割开了。谁知被看田的社员抓住了，硬要说他们是偷玉米穗的。学生极力说明是割草的，没有动一穗玉米，那位社员不由分说一把就抓走了一位同学的校徽并扣留了他们割的青草。

校徽是所在学校的标志，又是一个学生身份的象征，校徽背面铸着号码，发放时底簿上姓名和号码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位被抢走校徽的同学告诉了我当时的情况，我断定他没有“偷”人家的一粒玉米。作为班长，二话不说我便与这位同学径直来到了距学校仅二三里路的北张村。在大队部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一眼就看到校徽放在他桌子上。支部书记很是客气，他让我们坐下后指着桌子上的校徽说：“你们是为这个来的吧？”我们点头说：“是的是的。”支部书记文质彬彬，没等我们说完情况就把校徽递了过来，并说：“我相信你们不会掰玉米。我相信大学生不会干偷偷摸摸的事，快拿着校徽回吧！”

我虽担任班长，但来自晋南农村，也得靠勤工俭学挣点零花钱。我有写毛笔字的特长，又有在高中刻蜡版的实践，当然首选刻讲义的活计。六十年代高等学校没有统一印刷出版的教材，教材由任课的教授或讲师各自编写，而后油印出来发给学生。教材种类很多，有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科又分若干类型，例如中文又分古代文学、写作、汉语、外国文学等，古代文学中又分先秦、唐宋、元明清等。当年学校有个简陋的印刷厂，只能承印少数不变的固定教材，加之每个教授所教授的内容不同，所以教材主要靠油印本。全校刻制蜡版的有十几位同学，每每在教材科领取任务时，我分到的总是文科的。一次有位同学拿到要刻的几何教材，面对一页接一页的几何图发起愁来，他恳求与我交换。几何图在每一页占的面积较大，留白多，三角形多，只要巧用三角板，把握好两点连一线，很快就可以绘出来，比刻一行挨一行密密麻麻的纯文字快得多。我与他交换后效率提高了一倍，两小时就可完成一张。原来每个星期日紧紧巴巴只能完成三张，现在可以完成四五张了。每刻一张计价四毛钱，我一天可以拿到近两块钱了。

刻蜡版的铁笔看起来很轻，但拿在手中刻起字来却一点也不轻松。开始，刻上一天，我那吃劲的中指由疼到肿，真有点“刻骨铭心”的感觉，时间长了竟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反而变得不疼了。谁知胳膊却出了大问题了。冬天穿着家里做的土布大棉袄，袖口处厚厚的垫起手腕来，有点悬空的感觉，运笔使不上劲，影响刻版的速度和质量。我索性把右臂的棉衣袖子脱掉，开始感觉特冷，用手搓一搓。后来麻木了，抡一抡缓解一下继续坚持。日子长了，加上用青石刻图章，右臂竟举不起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历史系教授、山西地方史专家郝树侯。他右臂残疾，用左手写字。一次我去他家里，顺便问他左手写字的要领。他问你右手好好的，为啥要学左手写字？我说明原委，他笑着说给我找一位土大夫，扎两针就好了。说着他用左手写了一封信，给我介绍了太原南十方院的一位僧人含灵师父。含灵师父长于针灸，说我右臂寒气过重，便用针灸的办法给我治疗。含灵师父是晋城人，大高个子，举止言谈都像一位温馨的老妈妈。她每次扎完针后总要再给我揉一揉。经过差不多十多次的扎针，胳膊终于可以举起来了，但只能短时间握铁笔在蜡纸上刻字，篆刻的刀子再也刻不动了。

赵望进（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