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奶奶的扇子》中的“鸳鸯蝴蝶派”是如何影响电影的？

《少奶奶的扇子》在不同时期内的传播与接受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内中国现代话剧与电影思想意识的流变，笔者根据当时的传播接受情况，认为《少奶奶的扇子》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呈现出由重视“言情”叙事到重视“现实主义”的发展变化。

在中国电影的成长期，“鸳鸯蝴蝶派”是电影创作题材中的主力军，“鸳鸯蝴蝶派”指的是1920年左右，在以上海租界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他们通过创建报刊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描写封建时期才子佳人与帝国主义色情文化为一炉的小说。

1921年前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开始投身于电影行业中，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渗入到影片公司的各个部分，包括编剧、导演、演员等各个部门，甚至戏剧界和整个文艺界都有鸳鸯蝴蝶派文人的身影。

1921年—1931年，各大影片公司共拍摄了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一部分就包括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创作，其中代表作家就有包天笑、朱瘦菊、周瘦鹃等人。

中国电影的编导成员也包括新旧两派，“旧派”就包括以上提及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和文明戏成员，以及张石川、郑正秋代表的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等。

他们大多注重电影创作的功利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深入开展电影工作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训练和理论学习，注重电影的娱乐趣味和媚俗功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其注重“言情”叙事，为电影的传播提供了推动作用。

新派则是指的受过专业西方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洪深、欧阳予倩、陆洁、孙瑜等人。而《少奶奶的扇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传播接受中，传播主体中的成员和接受主体都受“鸳鸯蝴蝶派”中重“言情”的叙事观念的影响。

呈现出从“婚恋观”和“母爱”感情叙事角度出发的思想意识，根据前几章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少奶奶的扇子》的故事内容，主要是讲述了年轻时在上流社会因“失足”而堕落的金女士，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徐少奶奶误会与女婿存在不正当关系，徐少奶奶因此决定与刘伯英私奔，被金女士发现后及时组织，解开了徐少奶奶与丈夫的误会，挽救了一场婚姻悲剧的故事。

金女士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牺牲了自己的清誉，这一行为在话剧和电影上演后，被当时的观众理解为，《少奶奶的扇子》在某种程度上歌颂了“母爱”，也矫正了青年男女“轻易离婚”的危害。

正如当时的评论所示：“我知必有汗流浃背者。必有掩面疾走者，必有放声大哭者。呜呼！安得钱剑秋化身千万以唤醒许多已堕落未堕落将堕落之可怜女子耶。”

再如华纳公司出品的《少奶奶的扇子》上映后，当时的影评显示：“看完了这片子。就可知道妇女的心理。第一是酷慕虚荣。第二是善疑善妬。第三是多言好事。并且明白夫妻间的感情。最容易受外界谗言的离间。吾希望已经结婚的人注注意才好。”

但是《少奶奶的扇子》中体现的“母爱”和“矫正离婚危害”的思想意识却与当时知识分子提倡“追求婚姻自由”“批判封建家长制”的思想相背离，在“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受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婚恋观”方面也彰显出“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底色。

但是，根据当时大部分的评论来看，《少奶奶的扇子》在当时演出的过程中还是打动了众多观众，使得剧场里的众多观众为之落泪：“第三幕中金女士劝徐少奶奶归家一节，竟赚得内子心侬为之下泪，其表演之真挚动人，可以概见。”

“是能将夫妇真爱母女天性完全以有力暗示，警动观众世人身世，有与《少奶奶的扇子》一剧中略相髣髴者，观此未有不淋漓涕下。”这样的主题，吸引了众多的小市民接受者。

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受进步思潮的鼓舞，开始对封建家长制提出了反叛，他们以“离家”“私奔”“出走”作为自己反叛的途径和方式，“父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了鼓吹婚恋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儿女的“敌人”。

但对于大多数接受者来说，思想上的自由和进步远远没有儿女的幸福重要，他们宁愿儿女与自己为敌，也不愿他们重蹈覆辙，身陷囹圄。

接受者们的这些情感观念在《少奶奶的扇子》的剧情中得到共鸣，他们从“金女士”身上看到为人父母的自己，也从“徐少奶奶”身上看到自己的儿女们。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终于有了一种话语为身为父母的他们“正名”，使得他们的情感得到了宣泄。因此，《少奶奶的扇子》才能得到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一时期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偏向世俗化，对他们来说，看戏和观影只是娱乐消遣的一种方式，只有真正能表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剧情才能唤起他们的情感共鸣。生动的剧情、曲折的情节、华丽的场面、风趣的台词等等，都能在引起他们的兴趣中发挥重要作用。

进入20世纪30至4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受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开始重视话剧和电影在反映现实、教育观众的社会功能，由于该时期政治时局动荡不安、民族危机和战火纷飞，话剧和电影开始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

在不同的节点，话剧和电影都呈现出不同的叙事视角，比如在30年代初，话剧方面偏重于民族影戏的发展，题材不再扎根于“言情”和“武侠”的叙事模式，开始反映阶级差异、社会矛盾、群众生活；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便开始进入“战时状态”，而影戏的发展也作为宣传抗日战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一阶段，由于传播主体的变化，起初“鸳鸯蝴蝶派”文人为代表的旧派影戏人士开始慢慢向左翼运动者转型，也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共产党员的加入，加之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意识越来越浓烈，开始重视宣扬反映时代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意识。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现代话剧和中国早期电影在风雨飘摇的30年中走过了由萌芽到成长再到发展的道路，经历了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中国现代话剧不断发展，终于奠定了较为坚实的艺术基础。

在话剧方面，已经逐步确立了话剧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流方向，作为参与现实主义斗争的艺术武器和思想武器，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