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明朝剧

显微镜下的明朝剧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2023年2月10日，2007年首播的《大明王朝1566》豆瓣评分升至9.8分，成为最高分国产剧。

2月15日，改编自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下文简称《丝绢案》）豆瓣开分7.8分，且保持至完播，成为近5年豆瓣评分最高的明朝剧。

尽管明朝不是影视化频率最高的中国朝代，但大小屏上并不乏书写明朝历史，或以明朝为背景的作品。

2016年，以明朝为背景的《女医明妃传》披着古装大女主剧的外衣走进观众视野。

2019年，《大明风华》开播。

倘若不将上一年的穿越剧《回到明朝当王爷》放进同一个参照系，那么这是明朝剧时隔3年的一次回归。

对于《大明风华》，电视剧研究者、影评人李星文透露：“选定这个IP（莲静竹衣的小说《六朝纪事》），最开始也是准备照着传统的带有宫斗色彩的大女主剧去做，但是遇到政策的变化，就改成了这种比较家庭伦理化的历史剧。”

新颖的改编为观众打开了一个别样的观察明朝的视野，正如监制、策划人谭飞所言：“确实它有家庭伦理感，包括插科打诨甚至内斗，但还是拍得妙趣横生。”

有别于《大明王朝1566》，《大明风华》及其后的《山河月明》和《丝绢案》都不是传统的历史正剧。

不过，倘若看得仔细一些，或许能寻到明朝向前发展的线索。

以小见大更见明朝真相

“过去所谓的历史正剧往往和‘权谋’两个字分不开，但是《大明风华》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庭伦理化了。”

李星文说，“播的时候有一个‘朱家五子’的说法，就是剧中朱棣和他的三个儿子，再加上他的孙子，他们之间既进行着传统的皇位的继承和争夺，同时也有比较多的家庭伦理、亲情的成分在其中。”

按照谭飞的观点，这部原名《大明皇妃·孙若微传》的作品自从更名为《大明风华》，便已经表明了其风格与主题的转向。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个新名字对应的该是一部涵盖明朝诸多史实的大剧，但谭飞觉得，“对现在的语境及整个电视剧的体量和可能性来说，这不太现实”。

但编剧兼导演张挺还是做出了努力，他有意在剧中呈现九大明朝历史事件。

在李星文看来，一旦这样的愿景变成“非做不可的任务”，“戏剧的节奏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掌握了”。

因此，它更像“半部好剧”，“后半部分这个剧的节奏就有点乱了，诸多的历史事件走马灯一样地上演，但是人物塑造已经变得比较薄弱了，包括孙若微终究也没能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谭飞对此持相同观点：“它可能是必须要讲一些大事件，所以细节上就没有那么生动、细致和真正地反映史实，有时候有点为了讲而讲（的感觉）。”

这样做会出问题，避免的方法之一是以小见大。

据他观察，这也是明朝历史研究的一个特点。

“讲一个小细节或者局部，可能更能概括这个朝代的一种感受。比如影响了很多明朝历史研究者和创作者的《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其实就是用那一年的苛捐杂税、人口、税收等细节，凸显当时中国的大致情况。”

否则，剧作一定会被“全景式展现复杂的明朝历史”的想法拖累。

“因为真正好的戏还存在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实在是戏太精彩或者说肉太丰满、太香，那么可能很多人是难以消解的。”这是谭飞的一个侧面观察。

另一边，所谓的“明粉”指责《大明风华》罔顾史实。

张挺回应：“紧扣着当代观众的情感，把历史中重要的东西挑出来，完成戏剧的一个组合，再把故事讲给观众听。对我而言，这样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有机会，请历史顾问来提意见，剧本再做打磨，可以做得更好；没机会就这样，不装。”

李星文认可他所说的：“我一直主张电视剧的词根是剧，把戏写好就行了，历史是个背景，是素材、食材，不要违反‘天条’就行了。我觉得它前半部分‘朱家五子’这个点找得好，既找到了人物关系，也找到了生发无穷戏剧的发动机。”

谈及历史剧的创作，李星文对两种流行观点进行了阐释：其一，相对主流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其二，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

他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中的“小事不拘”。

以《大明王朝1566》为例，贯穿全剧的“改稻为桑”是虚构的，但没有让人觉得这部剧不严肃，不是历史正剧。

“这件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呢？”他觉得，该事件的影响上至庙堂，下至基层，穿透两者之间，因此很难说是件小事，“所以应该说‘历史精神不虚，情节设置自由’，这是历史剧创作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于第二个观点，李星文是这样理解的：“历史已经不可知了，真正发生过什么谁也不可能完全把它打捞出来，我们只要本着历史的精神去追求情节的相似性，追求逻辑的合辙、自洽就好了。”

《山河月明》的改编没有超出这两个观点，因此在历史剧和古装剧两个类型间，它更接近前者，可以称为“新编历史剧”。

《女医明妃传》剧照。

大的事实不虚，小的面孔多样

谭飞认为，“新编历史剧”或“新派历史剧”介于《雍正王朝》般的历史正剧与《康熙微服私访记》般的历史演义剧之间，大的事实不虚，而小的方面如人物、年代、事件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做出“更符合影视化规律的改动和加工”，但作品的整体气质契合朝代背景。

“这样就拓展了创作空间，因为如果完全按正剧来创作，对现在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吸引力会直线下降，因为大家都知道结果了，没有悬念了。那么可能很多时候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现在好多新派历史剧在这方面做得特别成功，把细节的生动与人物的生动，以及不可预测的走向融为一体。”

《丝绢案》采用了类似的创作方法：男主角帅家默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并非事件的主人公，也没有超凡的数学天赋。

李星文认为，“智商爆表，情商为零”的人设使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规范主角。

“天才傻少年”般的人物刻画带给谭飞一种“现代人格”的观感，“我觉得现代人格其实指的是在某方面追求真相，或者说科学方面的追求能力超常”。

人设如此极致，难免让观众觉得人物信息量单一，缺乏悬念及反转的可能性。

很多观众反而记住了一众配角。

“它更多地呈现出群像的感觉，这是第一点。”李星文说，“第二点是我采访马伯庸时，他说虽然帅家默不是传统的大男主，不能主导整个事件的进程，但他是理想主义的一面镜子，很多心思复杂的、貌似比他情商高很多的人，跟他碰撞之后都在某种程度上被他改变了，都照出了自己的一些理想，被他治愈了。”

《丝绢案》的独特性生发于马伯庸的个人风格，李星文曾就此执笔解读，本次采访中，他进一步阐释道：“他的系列小说确实已经形成流派了，而《显微镜下的大明》甚至都不是小说，是纪实文学，也都已经改编成我们可以归入所谓的历史悬疑剧的作品。”

马伯庸的作品里常见关于历史背景、制度、体制、机制等的考据，李星文认为，在小说家和剧作家当中，“他（马伯庸）是做得比较讲究的，在这方面花的力气比较大”。

马伯庸任总编剧的《丝绢案》里，不乏创作者认真挖掘出的“历史冷知识”，如人丁丝绢税、推步聚顶之术等。

李星文同时提醒，剧作家有时为了完成一个戏剧功能，会虚构一些知识点，所以“你得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和一定的甄别能力、学习能力，才能从以马伯庸为代表的这些作者的作品里学到东西”。

在谭飞的眼中，明朝有多副面孔：以李自成和海瑞为代表的、掀起时代波澜的人物为其一；统治者、宦官、改朝换代的故事为其二；明朝知识分子的生活及阶级矛盾为其三——这副面孔的影视创作空间极大。

“按照现有呈现，我觉得明朝剧对风土人情的描述不如宋朝剧和唐朝剧丰富。当然，马伯庸在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建设，这个方向我是很欣赏和喜欢的，因为明朝绝不仅仅是前两副面孔，它是一个改革很多的朝代，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反映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上，这需要影视创作者更多的刻画。”

《大明风华》剧照。

最重要的不是“再造一个谁”

从《大明王朝1566》到《丝绢案》，制作方投入在服化道及美术上的预算显著提升，剧集的质感进而变得更好。

但是，李星文指出：“制作精良不是说1∶1还原历史。”就拿明朝剧乃至国产剧“神坛”上的《大明王朝1566》来说，在一片制作精良的叫好声里，仍然出现了一些明朝服装专家认为其“错漏百出”的批评。

李星文接着举例：“剧里海瑞经常引用《大明律》，后来也有专家说《大明律》里没有这条、没有那条，完全是剧作家虚构的。但一般来说，敢挑错的人应该是有所依据的。”

围绕这个话题，谭飞再次提及《万历十五年》：“它体现了一个科学的历史研究观，后来马伯庸他们也受到了影响。当然，我们所见到的剧里的史实、生动的细节，很难说历史上都是有的，因为除了专业人士或死忠粉，一般观众很难也没有义务去研究。”

针对这一悖论，谭飞和李星文都同意一点，即历史剧做到合辙、逻辑自洽，准确地体现朝代的氛围足矣。

谭飞补充说，像推导公式般寻求历史真相不太现实，他期待在今后的历史剧里看到更多有烟火气的、借古讽今的细节。

从描写帝王将相和朝廷重臣的《大明王朝1566》，到刻画小人物和基层官员的《丝绢案》，16年来，明朝剧的面向正在与时俱进地变化着。

“虽然不能简单这么说，但是一直以来，关于历史观有个二分法，一个叫英雄史观，一个叫人民史观。那也许《大明王朝1566》还是更多地从英雄史观做一些探讨和叙事，而《丝绢案》显然是人民史观推动的一次创作。”

李星文觉得，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此。谭飞表示，随着时代风气及舆论环境的变化，平民化的影视内容越发被人们所接受。

这样的视角深入和维度拓展是评论界与观众喜闻乐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丝绢案》的成功可以轻易复制。

李星文指出，《唐朝诡事录》的魏风华，也需要一位更强大的编剧，“他的小说必须经过郭靖宇的改造，才能成为一个可以拍摄的电视剧的脚本”。

由此可见，这一创作模式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马伯庸写作时连所查阅的学术论文的版权都要购入，“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学养和基础，学起来一定会跑偏，而且不知道会偏到哪去，可能做出来是个四不像”。

谭飞提醒创作者，切忌以为历史可以随意演绎、胡乱发挥，这种创作无异于为朝代改头换脸。

但无论后来者怎么拍、怎么追，两位受访人都觉得，能学马伯庸的人不太多，能学刘和平的可能就更少了，“这种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所以很难“再造一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