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薄酒敬于公

本文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郯城县人民政府所立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汉于公墓”碑。 韩浩月摄

韩浩月

夏日的一个傍晚，车停在一处新建工厂的两扇大铁门前，看门老人疑惑地看过来，开车的朋友乔闪老兄下车过去打招呼，他与看门人似曾相识，在简单交流几句之后，看门人明白了我们的意图，知道是专程来拜谒于公墓的，于是示意可以进去。从看门人的眼神与表情中，我可以观察到，已经有许久没人前来探访了。

工厂拉起了深深的围墙，围墙内的厂房也很高大，只是才建设了一半，不知道厂房的用途是什么。如果不是带着目的而来，很少有人会进入这样的厂区。围墙和紧闭的大门本身就是一种拒绝，如果再与看门人一面不识，陌生人很容易被拒之门外。带着点庆幸，我们向厂区南侧的一条小道走去。

其实已经无小道可言，近人高的杂草荒木已经把过去可能存在过的小道全部掩藏。久居城市的人一脚踏入内心难免慌张，方才还亮晃晃的天空，此刻仿佛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遮天蔽日十几米高的大树，燥热的天气瞬间清凉了起来。越往深处走，越是人迹罕至的样子，无由来地想起《聊斋志异》里描述过的场景，陌生感潮水般涌来，但无尽的陌生当中，又掺杂着些许不易被觉察的熟悉与亲切。

正是通过这次探访于公墓，我才真正了解了这座墓的重要性：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取材自汉代著名的“东海孝妇”故事。这一故事最早被记录于《汉书·于定国传》，而之所以于定国被写进《汉书》，是因为他做过西汉的丞相。但于公墓中所埋之人并非于定国，而是他的父亲。于定国的父亲生前做过县狱吏、郡决曹，职位低微，算是无名之辈，连名字都难被人记住，所以后人尊称于定国的父亲为“于公”。于公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做狱吏期间坚持为屈死的“东海孝妇”申冤，促使新任太守祭奠“东海孝妇”并为之翻案；二是培养出来一个丞相，沾了儿子的光，他的事迹才被写进史书中……

秦汉时期，郯县（今山东郯城）为一级行政区东海郡治。汉武帝时全国设十三州部，每部设一刺史，郯县为西汉徐州刺史部的治所。位于县城西关的这座“于公墓”，与县城东外环路侧仍然保存的那座“东海孝妇冢”互相印证，两处墓葬都是“东海孝妇故事”始发地在郯城的有力佐证。元代以“于公”为主人公的剧本有很多，比如王实甫写过杂剧《东海郡于公高门》等，不过都已失传，只有《感天动地窦娥冤》为士庶百姓喜闻乐见，一直流传至今。

据县志记载，于公死后，安葬在县城西二里，说得比较含糊。现在网上有关于公墓的地址记录也不精确，只说是“于公墓坐落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城西约300米处”。

我在县城长居时，就知道县里有座著名的于公墓，但并不晓得里面埋的是于定国还是于公，网上不少文章包括当地人，把于定国错认为于公是经常的事。

心怀丝丝的歉疚，以及大大的景仰，走近于公墓。在三块墓碑前站定，一块是康熙年间所立的碑，另两块分别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和郯城县人民政府所立的“文物保护单位”之碑。康熙年间所立之碑历经岁月洗礼，古朴庄重，尽显大气，我有些担忧地问朋友，这么放置的话，会不会有被盗的可能？朋友说，盗贼恐怕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身处于公墓旁边，感觉身边数十亩的大树会说话，脚边旺盛生长的藤类植物会说话，它们所说的话语简单易懂到只剩两个字：“寂寥”。现在这里什么样子，四五十年前是什么样子，时光在这里仿佛被封禁了，看不到一丝当下的痕迹，让人感觉瞬间穿越到了几十年前。这样的封印，对于于公墓反倒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这里的肃穆景象，会让后来每一位到来的人，都能感受到历史的痕迹与分量。

在古今文艺作品中，封建社会的狱吏通常被塑造成媚上欺下的势利小人，但于公的故事表明，同为底层人，他心怀宽厚、善恶分明，且对小人物具有同情、怜悯之心。在“东海孝妇”一案查办期间，他便发现其中的蹊跷，认为属于冤案。当时的太守一意孤行，拒绝了他提出的疑点。在新任太守上任后，他借当地大旱三年为由，建议新太守重审旧案，并祭奠孝妇，终于还冤死之人一个清白的名声。百姓喜清官，不分官职大小，于公因此青史留名，符合常理。后世纪念他，也多有一份警醒与倡导之意。

于公虽然做了件大好事，但他的出发点却很朴素，并没有因为自己替人申冤而觉得有功劳。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对通行世间各种大道理的一次忠诚执行而已。从真实人性出发，他或还有利己的考虑。比如史有“于公高门”典故，说于公老家（在郯县西二十里高大社，今郯城县马头镇高大寺村）所在闾巷的大门楼坏了要重修，于公对村里的父老说，“把门修造得高高大大的，要让高车驷马都能通过。我判案多积阴德，从未有过冤案，我的后代一定会有受封赏的人。”后来，于公的儿子于定国成了丞相，封西平侯，去世后朝廷封赠他谥号为“安侯”，孙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重孙于恬也继承了自于定国那里传下来的爵位。于家“一门三侯爵”，被认为是于公主持公道带来的福报。

心怀敬畏，给于公墓的三块墓碑拍照，并继续问朋友一些有关于公墓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不见具体的坟茔样貌？朋友说，眼前这个貌似小山坡形状的土堆，就是于公墓。早年间，前来祭奠的人多，就连路过此处的人都主动用衣襟兜一些土来添至坟上。久而久之，坟茔的封土越堆越大，已经没有一般所见坟茔的样貌了，所以当地人又称其为“大墩”。据朋友说，于公墓是过去县城里地势最高的所在，县里最早的广播电视差转台的铁塔，就矗立在于公墓之上。

比起这个故事，朋友讲的另外一个故事，更显于公生前人品。说有一年除夕将至，狱内囚徒因无法与家人团聚而唉声叹气，于公冒着私放囚徒的巨大罪名风险，与囚徒约定，大年三十打开牢门“放假”，年初三必返。待到初三时，天公不作美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但所有回家过年的囚徒依然全部准时回监狱报到，竟然无一人缺席。这一传说无法验证真假，但相信有于公口碑作为保障，也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于公葬于我故乡已有2000多年，我停停走走也在故乡生活了40余年，说不定有数百次路过他的墓地，到现在才有拜谒的愿望并付诸行动，不知道算早还是算晚了。我觉得，能重新看见一位远古之人身上的闪光点，见识到其精神与人格的力量，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在看完于公墓与朋友一起聚餐的那个晚上，碰杯时朋友说：“据《丰城于氏族谱》记载，于公的真实名字叫于睿。”我终于知道了于公的真名、大名，于是提议大家一起举杯：“一杯薄酒敬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