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朝被戏称为“生老病死苦”的五位重臣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仅三十六岁的宋英宗赵曙因病去世，其长子赵顼登上皇位，这便是宋神宗。宋神宗即位之时，北宋王朝长久以来积累的大量弊病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爆发边缘，为了解除危机，年轻的宋神宗决意开展变法。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托他主持变法。

然而，宋神宗却没能料到王安石变法会招致极为强大的阻力。一方面，朝中许多守旧派大臣反对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新法在实施过程中没能得到地方官员忠实执行，许多惠民政策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负担。值得一提的是，宋神宗麾下的四位重臣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戏称为“老病死苦”，他们与王安石一同并称“生老病死苦”。

对此，《续资治通鉴》记载道：“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上文提到，王安石是在宋神宗即位之初就被委以重任主持变法。其实，早在宋仁宗在位时期，初入官场的王安石就曾上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自己改革弊政的各种主张，但没能得到宋仁宗采纳。

宋神宗即位后，总算得到机会施展抱负的王安石态度格外积极，他陆续推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等一系列新法，力求在极短时间内展现出变法的优越性，从而消弭朝中的反对声音。客观来说，王安石变法确实让沉闷许久的北宋社会呈现出了生机，而王安石也因为主持变法时展现出的热情被称作“生老病死苦”中的“生”。

与王安石不同，老、病、死、苦都可以算是变法的反对者。先说说被称作“老”的曾公亮，他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王安石拜相变法时已经年逾古稀，的确年事已高。作为刑部郎中曾会之子，曾公亮二十五岁就考中进士，随后仕途一帆风顺，早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就已经拜相。

宋神宗即位后，曾公亮被封为英国公，又同时兼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和吏部尚书，位居众臣之首。实际上，尽管日后与王安石分道扬镳，但曾公亮也曾主动向宋神宗推荐王安石。熙宁三年（1070），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曾公亮多次上去请求辞去相位，终于被宋神宗派遣到河阳三城担任节度使。元丰元年（1078），曾公亮以八十高龄去世，宋神宗亲自为其题写了“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

被称作“病”的是北宋名臣富弼，他生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实际上只比曾公亮小五岁。由于才华出众，富弼年纪轻轻就得到范仲淹的赏识，并迎娶了日后拜相的名臣晏殊之女。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下诏恢复制科考试，富弼参加并成功通过，被封为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

富弼以刚正不阿、敢言直谏著称，他不但多次劝谏宋仁宗，还在对外事务中持强硬态度，反对向辽国割地求和。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后，富弼也曾与范仲淹等人共同推行庆历新政，可惜改革以失败告终。至和二年（1055），六十岁的富弼入朝拜相，宋英宗在位期间他又被任命为枢密使，封祁国公。

宋神宗即位后，富弼改封郑国公，加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但他以足疾为由推辞了入朝的诏命。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宋神宗升富弼为司空、侍中，打算让有过改革经验的富弼为变法提供帮助，但富弼仍是对封赏百般推辞。尽管如此，宋神宗还是强行拜其为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从当年参与庆历新政来看，富弼显然并非顽固不化之人，但他对王安石过于激进的变法仍持反对态度。由于完全无法改变王安石的看法，富弼干脆数十次上书称病，这才被宋神宗派往了亳州。青苗法出台后，富弼因拒绝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推行而遭到了弹劾。熙宁五年（1072），富弼在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后以司空身份致仕。自知无法阻拦新法推行的富弼多次称病消极应对，确实符合“病”的称号。

唐介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他二十岁中进士，因德才兼备而不断得到升迁，曾在德州、潭州、复州等多地担任地方官。宋神宗即位后，唐介被封为参知政事，但他极力反对王安石拜相，此后也多次反对其意见。熙宁二年（1069），唐介还没等王安石开始大规模改革变法就溘然长逝，因此被称作“死”。

最后，赵抃之所以被称作“苦”，是因为他虽为人清正廉洁，但才干却不足。宋神宗即位后，赵抃官拜参知政事，但由于能力限制，他难以应付条款众多，且经常更改的新法，为此叫苦不迭。熙宁三年（1070），赵抃因反对青苗法被贬往杭州。九年后，他以太子少保衔致仕，又于元丰七年（1084）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综上所述，宋神宗在位期间朝中的“生老病死苦”分别是锐意进取的王安石、年老体衰的曾公亮、长期称病的富弼、早早去世的唐介和时常叫苦的赵抃。光是在当时地位较高的这五人当中，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就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由此便可看出王安石变法遭受着多么巨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