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玠之死：南宋朝廷的自毁长城

1253年，南宋名将余玠在接到诏令后，仰天长叹：“我为大宋抵御蒙古十多年，可朝廷却怀疑我拥兵自重，收复川蜀无望矣！”随后他就自杀了。南宋朝廷为了掩饰逼死功臣，就强行给余玠安插罪名。余玠年少时在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任职并得到了赵葵的赏识。1236年，余玠协助蕲州守将击退蒙军，由此崭露头角。随后数年，余玠在两淮地区多次率军击退蒙军的进攻，从而得到众人的认同，并因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1243年，宋理宗考虑到由孟珙难以一个人兼顾京湖、川蜀两大战区，便任命余玠出任四川统帅。余玠临行前，理宗向他表示紧急之事，可与“制臣共议措置，先行后奏”，余玠则表示“定当收复川蜀全境，以报陛下知遇之恩。”自1227年至1243年，四川地区共有过三任宣抚使、九任制置使。其中战死沙场的丁穓并不知兵，有所作为的孟珙也只是暂管蜀地，至于其他人更是无所成绩。因此川蜀战区的局面在余玠上任前一直没有明显的起色。

余玠入蜀后，首先安定人心，整肃军纪，修缮城池器械，而后借鉴诸葛亮治蜀的成功经验，设置招贤馆，广揽贤士，提拔了王坚、张钰等一批文武之才担当重任，使基本瘫痪的蜀地各级官府有效地运转起来。同时为了完善四川防御体系，余玠采纳播州冉氏兄弟的建议，重筑钓鱼城。钓鱼城建成后，余玠力排众议，将建筑山城的做法推广至其他州郡，先后建成了十余座山城。这些山城后来都给蒙军带来巨大伤亡，甚至就连蒙古大汗蒙哥都因强攻钓鱼城而间接殒命。

另外，余玠还根据多年来与蒙军作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抗蒙方法。后来朝廷将这套方法推广至全国，对各地宋军颇有帮助。1250年，余玠趁蒙古争夺汗位之机，主动率军进攻汉中，以图关上蜀地的北大门。虽未能成功，但却极大地振奋了川蜀军民的士气。1252年，蒙军大举进攻南下，全川大震。余玠临危不乱，在嘉定之战中大败蒙军。然而就在川蜀形势逐渐好转之际，南宋朝廷又发挥了传统艺能，也就是内斗内行。

此前，利州都统王夔为人残暴，居功自傲，人称“王夜叉”。他经常用酷刑来胁迫富户给他“孝敬”钱财，“蜀人患苦之”。余玠到嘉定府抗蒙，奉命前来救援的王夔想给余玠一个下马威，却不料余玠镇定自若。余玠担心王夔将来会成为祸患，便用计擒杀了王夔。余玠顺应民心除掉王夔这样一个恶人，实乃无可非议之事，毕竟余玠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更何况在重文轻武的宋朝也不乏这样的先例，而且朝廷都予以支持。然而余玠因为曾得到前任丞相郑清之的支持，朝中官员或嫉妒余玠的功劳，或反对郑清之，便借助此事攻讦余玠。

宋蒙战争爆发后，宋理宗为了保住权位，起用了主战的大臣、将帅，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宋朝因“陈桥兵变”而得天下，所以历代皇帝都会对统兵将帅怀有深刻的猜疑，宋理宗自然也不能免俗。参知政事徐清叟多次在理宗面前说：“余玠不知事君之礼，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理宗有所动摇。数日后，徐清叟为了让皇上下决心，便再次鼓噪：“陛下岂以余玠握大权，召之不至耶？臣度余玠素失士卒心，必不敢。”1253年五月，宋理宗终于听信了徐清叟等人的谗言，向四川发出更牌（宋朝用于更改调动大臣的牌符），召余玠进京奏事。余玠接到诏令后，心里明白皇帝已经对他产生猜忌，而且朝中也没人能为他说话，于是他在绝望之下便选择了自杀殉节，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余玠死后，余晦接任四川统帅。然而余晦上任后，各种丢城失地，与余玠的胜多败少形成了鲜明对比。可宋理宗等人为了掩饰过错，竟然放任现任统帅余晦的罪责不去追究，反而兴师动众地给前任统帅余玠强按罪名。谢方叔、徐清叟等人颠倒黑白，竭力污蔑余玠生前在四川拥兵自重，怀有二心。他们甚至还翻出三年前的旧账，称余玠主动进攻汉中是耗财费力，而且蒙军在次年抄掠成都，进攻嘉定是由此次主动出师造成的。对于谢方叔等人的谬论，清乾隆皇帝曾于《御批通鉴辑览》中指出：把嘉定被蒙军攻打的责任归咎于余玠，不过是当时宋朝昏君奸臣用来掩饰自己过错的肮脏手段，为人所不齿。乾隆皇帝的这一说法，道出了真相。

宋理宗为了替自己遮掩一二，便下诏宣布余玠的罪名，并以此所谓罪名抄没了余玠的家产，甚至还逼迫余玠之子余如孙以家财犒军。数月后，宋理宗又追削余玠资政殿学士之职。余玠忠心为国，屡立战功，可谓南宋后期杰出的统帅。然而朝廷却如此对待这样一位功臣，使得浴血奋战在前线的三军将士深感寒心，再加上接任余玠的人都不如余玠，致使川蜀局势江河日下，朝廷此举真可谓是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