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嫁估客无良计

在封建社会，家长制和夫权制做主的婚姻生活开始后，女性得遇良人的几率全靠运气。在家境贫寒时，她们被榨取劳力，家境好转后多被喜新厌旧成为弃妇。《诗经》中，“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宴尔新婚，以我御穷”，就是血泪控诉：我给你生儿又育女，你却将我像毒痈一样对待；你有了新欢，却让我去抵挡贫穷。那么，在多重重压下，古代女性的婚后生活是怎样的呢？

《夫人截衫袖》中，说江南方近雯家中贫寒，乡试中举，报捷差役到了，连写喜帖的红绫都没钱买，妻子仓促间剪了半截袖子应付。婢女开玩笑说，留一半明年中进士用。方近雯听说后，给妻子写信许诺，不忘贫贱夫妻时的“朔风寒到柔荑手，忆杀麟衫两袖红”，后果然高中进士，又写诗回忆妻子的恩情：“榜下忆来常欲泣，朝中说去半能知。”方近雯为官清廉颇有建树，曾被雍正帝御笔点赞，后积劳成疾去世，年仅五十岁。从不多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方近雯尊重妻子，他们是情投意合的患难夫妻，婢女天真可爱，没有奴役的唯唯诺诺之态，一家人平日相处应该是和谐美满的。只是啊，为国为民奔波的丈夫是没有机会在家与妻子齐眉举案的，方近雯妻子应该也是像陈廷敬夫人一样，囿于小城，仰望着丈夫建功立业，遥寄相思，独守寂寞。

但更多的女性没有方近雯妻子的运气，她们开出的是一把烂牌，她们唯一的出路是忍。忍是中国女性的最大特征，她们被要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丧失人性的礼教纲常中煎熬，最后顶多在村口立个牌坊。但有一位女性，她做了一下搏斗。

《张氏才女》中，袁枚记录了在江宁任职时的一个家庭纠纷案。说一个叫张宛玉的女子，嫁给淮北程家，与丈夫性情不和，逃匿到江宁，被丈夫举报，被山阳县衙追缉。袁枚受理时，宛玉在堂上自诉逃匿理由是“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意思是并非私奔，是自己一向素雅，受不了丈夫的鄙俗而已，并当堂为院里一棵枯树作诗：“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诗歌作为古代女性的写作体裁，往往传导出她们对爱情、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独特情感体验，而宛玉此时的写作已带有对现实的批判性了。

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敏捷有行动力的才女，因媒妁之言嫁给了庸俗商人，想避其俗气才逃匿了。袁枚问山阳县令如何处理。答曰：是才女与俗商德行不般配才逃匿，可以宽恕她的罪责，但不能判离婚。山阳县令算是明达事理，但也没有破例允许宛玉离婚。被押解回去的宛玉，在这种庸俗家庭中后续如何，可想而知，极有可能被幽禁唾弃，终其一生郁郁寡欢，成为被人移植到后庭的“枯树”。

宋以后，迂儒推崇的以旧礼教为本的理学盛行，名节成为禁锢女性行为的重枷，《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即便丈夫亡故也得寡居余生。对女子逃婚制裁也很严厉，“妻为逃嫁，则子不得母”。彼时，女性不仅没有婚恋自主权，也没离异自主权。但据《中国通史》考证，“故夫死不嫁”五字是后世为骗女子守贞篡改古书所为，就像陈胜、吴广塞鱼肚子里“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一样，先有果后有因。

但婚姻制度比较开放的唐代是有离婚协议书的。在敦煌出土的唐代“放妻协议”里有“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字句，说明分手交割时双方心态祥和。丈夫还顺手祝福妻子离婚后可以“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不论是真情还是假意，用词充满善意。据史料记载，婚姻初期时尚有“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的规矩，意思是结婚三个月后，婚姻关系才算成立，三月内可随时分离。如此看来，当时婚姻制度还比较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