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科举的曲折历程：从尝试到艰难推行

历史上，任何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都要多多少少接受一定的汉化，如此才能巩固自己在中原的统治。在历史上所有的少数民族王朝之中，元朝的汉化进程算是最缓慢、最曲折的一个，因此元朝的统治也仅仅在百年左右。科举制，是中原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科举制度牵涉到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构建，对古代王朝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蒙元入主中原后，科举制的发展也十分曲折，但是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蒙古科举的尝试

蒙古汗国建立后，其国家的官僚基本来源于以黄金家族为核心的贵族，他们具有世袭特权。这说明，蒙古汗国初期还停留在贵族政治时代，类似于中原的夏商周。随着蒙古的扩张，帝国统治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加入统治阶层，于是蒙古的选官制度开始发生了改变。

首先，蒙古贵族的世袭特权依然存在，但是他们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在西域，大量的“色目人”加入了蒙古的官僚体系之中，他们很多原本就是当地的官员；在中原，许多中原汉族士人开始投入蒙古朝廷，也加入其官僚队伍。

耶律楚材

为了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蒙古汗国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开始设置中央学校，如国子监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学、医学、阴阳学等，这些学校成为了蒙古官僚的主要来源之一。当然，蒙古的官员来源是没有定制的，有先代的遗留，有蒙古贵族的世袭，有学校的选拔，有地方的推举，也有各种荫庇。《元史选举志序》说：“元之选举，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

这也就是说，蒙古的官僚选举没有规范的制度，不成体系，这是落后的表现。随着蒙古入主中原，蒙古也试图学习中原的选官制度。1233年，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进行了一次科举考试，史称“戊戌选试”，此次科举录取了4030人。此次选中的儒生被列入了“儒户”，许多走上了仕途，个别的成为了后来忽必烈的幕僚。“戊戌选试”就是元朝科举制的源头。

二，蒙古贵族的阻碍

“戊戌选试”只是蒙古科举的个例，并非常制。1260年，忽必烈称汗，需要吸纳更多的汉族士人到官僚体系之中，于是需要建立一套选拔制度。最初，元朝的选拔制度仿照金国的铨选，类似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临时组织选拔。1270年，吏部尚书徐世隆撰成了《选曹八议》，为选拔人才初步确立了原则。在刘秉忠、张文谦、许衡、徐世隆等汉族官僚的筹划下，元朝的铨选制度确立起来。

此外，元朝初期还推行了察举制，如1282年下诏诸路岁贡儒、吏各一人。这些被推举的人基本都是地方的官吏，他们经过考察后就有机会进入中央。而国子监学的培养制度也被继承了下来。1287年，元朝重建国子监，以耶律有尚为祭酒，设置博士进行教学。国子监中，蒙古人占据一半，色目人和汉人占据另一半。国子监学生通过考核后就可以进入仕途。

忽必烈

蒙元初期的这种选拔制度，一部分来源于草原贵族政治的遗留，一部分是学习中原的体制。然而，蒙古初期的选拔制度基本都只对上层贵族、地主有利，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进入官僚体系的。

忽必烈上台后，史天泽、王鹗等汉族士人一次次提出恢复科举制的建议，但是过程却非常艰辛。1267年，忽必烈令中书省和翰林院商议立科举制，但是没有下文。1276年，忽必烈下令推行科举。第二年，颁布了贡举条例。根据太子真金的令旨，科举分为蒙古进士科与汉人进士科，但最终也没有得到推行。

1287年，和礼霍孙再次提出有设科举，但是依然没有成功。元朝推行科举制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蒙古贵族和色目官僚的阻碍。蒙古贵族的特权是世袭的，他们在文化上并不占据优势，蒙古人担心推行科举制后，大量的汉人进入官场会冲击自己的世袭特权。色目人则和蒙古人有同样的想法。

与此同时，被重用的北方汉人也不希望南方汉人进入官场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满足于朝廷推行察举等制度。在宋金对峙时代，金国的科举以词赋取士，而南宋则以经义、策论等。元朝的北方汉人则支持继续推行金国的传统，这样他们就能保持优势。不过忽必烈本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政治家，他对那些舞文龙墨的词赋之土不太满足，但是他自己的政权也在蒙古贵族和北方汉人的支持下建立的，自己不可能去动摇这个根据。

三，不公平的录取考试

科举制虽然迟迟得不到恢复，但是儒学却在全国广泛传播起来。由于全国大一统，南方的朱子理学传播到了北方，和北方的理学产生了大融合。在许衡、窦默姚柩、张文谦等人士的提倡下，在各级学校的传播下，风行草偃，理学逐渐被社会广泛认可，并逐渐被官方接受，甚至连部分蒙古贵族也倾心于程朱。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恢复科举制的时机也逐渐成熟。

1313年，李孟、程鉅夫、许师敬、陈颢、元明善等奏请仁宗，实行科举。第二年，元朝正式推行科举制。科举主要仿照南宋制度建立，分为乡试、会试和御试三级；考试分为四榜，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一榜单，各录取25人。虽然对汉人来说极其不公平，但是毕竟开了一个头，算是一大进步。同时，将各大民族统一纳入科举制度之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许多蒙古、色目人也开始在科举制的影响下接受汉文化，出现了一大批的少数民族学者，推动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

蒙古族进士萨都剌

此次考试的内容主要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主，该书为朱熹所著。这意味着程朱理学正是成为了官方哲学，影响了后来的明清两代。此外，元朝的科举制结束了唐宋金的以文章诗词取诗的传统，从此以经义取士成为了定制，这就意味着科举制更加重视经世致用，而不是寻章摘句。因此，后来蒲松龄等人考不上科举那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自从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元朝每三年进行了一次科举考试，也就是成为了定制。然而，和宋朝相比，元朝的科举录取人数严重不足。南宋每次录取都是几百人甚至上百人，而元朝的汉人和南人加起来不过五十人。因此，大部分汉族士人依然没有上升的渠道，于是许多汉人被迫从事于民间文学创作，如戏剧、话本、小说等，推动了元曲、元杂剧、长篇小说的兴起。

后期的元朝科举制发展也并不顺利。元惠宗时期，丞相伯颜擅权，曾经两次停办科举。从元朝的科举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元朝的汉化历程是曲折的，也是不成功的。元朝的蒙古、色目贵族不可能坐视特权的流失，他们是科举制复兴的最大阻力。而元朝没有真正复兴科举制，也就难以接纳更多的汉族士人到统治阶层，最终无法扩大统治基础，这也成为了元朝较为短命的原因之一。当然，元朝在科举制上的创新之处影响了明清600余年，这也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