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一座“楼”，做一个“梦”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2024年7月，四川作家罗伟章全新长篇小说《红砖楼》登上著名文学杂志《收获》（2024年第4期），并作为该期目录头条刊发。这不是罗伟章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收获》，2023年，他的中篇小说《戏台》也首发在《收获》第2期上。

大型纯文学期刊《收获》创刊于1957年，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在很长一段时间，能登上《收获》，是对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认可。但罗伟章很淡定：“《收获》是令人尊敬的刊物，在上面发作品，当然是好事，但也就是发个作品而已，作品好不好，还需要读者和时间评判。”

《红砖楼》写了个什么故事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轩市的作家、艺术家聚集于一幢显眼的红砖楼，前来拜访的文艺青年络绎不绝。红砖楼中有一位“失意人”——前辈作家冉强，他与同样“失意”的年轻人盛华相遇，像是荒原上两头偶然会合的狼。冉强只在意东轩的天，但盛华无法做到只望见东轩的天。当他想逃离出来，却发现其中掺杂着恐惧、惰性和利益考量……红砖楼是一幢醒目的谎言，即便有繁盛之时，亦有荒芜之际。到头来，那一代知识分子终究像一匹匹孤狼，独自踏上精神流浪之旅。

罗伟章写出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有点意外？此前，罗伟章更多的是关注乡村、底层，被文学界视为“四川乡土叙事传统的传承者与变革者”。但好的作家，从来不会被定型的主义、观念和主题所束缚，罗伟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边写乡村题材，一边也创作像《太阳底下》《月光边境》《镜城》这些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所以，《红砖楼》的出现，并非偶然，也不是什么转型之作，用罗伟章的话来说，就是“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都一定投射着时代的影子”。他关注的还是人性，探究时代大背景下隐秘繁杂的人心。

著名评论家陈培浩在看过《红砖楼》后说：“题材其实不新，所述之事也不奇，‘回心’的精神叙事，才是使小说超拔之处。”而所谓“回心”，陈培浩的解释是——鲁迅式的主体自新，一种兼具文化自觉和自我反思的更新之道。

是的，更新。这个词，比转型更贴切罗伟章如今的创作。从《饥饿百年》到《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再到《谁在敲门》，现在的《红砖楼》，罗伟章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他仿佛从来就没有创作瓶颈，因为他从不会为创新而焦虑。“由焦虑而来的所谓创新，本身就难言创新。”罗伟章认为，“创新不是否定，是开拓。”真正的创新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创新也是另辟蹊径，各成山峰。

著名评论家翟业军说：“罗伟章创造出一切人的冉强老师的意义，堪比老舍写出Mr. No Problem，张天翼写出华威先生。”如此类比，罗伟章这次的开拓，其深其广，可见一斑。

在《红砖楼》中，罗伟章从最熟悉的群体作家出发，这并不是一次讨巧的创作，毕竟身在其中远不如保持距离看得清楚。但罗伟章出手了，因为他对作家这个群体，包括自己，长期积累的失望感，促使他要写点儿什么。

陈培浩曾想过把《红砖楼》定义为“文坛现形记”，不过，他又用了“不光是”这个前缀。因为，再读下去，他觉得这个故事有A、B面，A是批判现实主义，B是主体精神反思，B面比A面重要。“A面拿着小刀，剖析世界；B面拿着小刀，对准自己。”

通俗点说，罗伟章没有放过自己。他没有急迫地去揭露、去批判，他的拿手好戏，是人心叙事，是探寻灵魂深处的自我与他者。所以，不要害怕阅读《红砖楼》，尤其是一些同样身为作家的读者，《红砖楼》里的主人公，冉强、盛华、孙云桥等，不是某个人，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罗伟章说：“没有一部小说是单凭经验完成的，也没有一部小说是单凭想象完成的。《红砖楼》是写一群作家的故事，是作家们生长和堕落的故事，是沉陷、反省和逃离的故事，当然又不只是作家的故事。”

谁知道那个身着正装、戴白手套的冉强是谁呢？被指抄袭的孙云桥是谁呢？还有那个苦苦挣扎的盛华又是谁呢？权当读一场罗伟章的“梦”吧。

这个在多部作品中频频写“梦”的作家，又拿“梦”为《红砖楼》开场：“就在那个慢慢凉爽下来的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罗伟章直言：“这证明，许多所谓的事实，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清楚，它还有被遮蔽的部分，还有深层结构。”

读小说，是需要适度的勇气和胸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