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代权阉王振是怎么死的

如果问明朝第一代权阉王振是怎么死的，想必很多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面对无法挽回的溃败，一个悲愤的将军樊忠将王振踩于脚下，然后手举大锤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

不过检索《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和《明史》后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两部重要史籍中别说没有樊忠锤杀王振的记录，甚至连樊忠这个人都没有，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土木堡惨败和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京师之初，由于王振是英宗的贴身近侍，所以朝中大臣基本都认为王振也活着。要么是和英宗一起被俘，要么是趁乱在亲信禁卫的保护下突出包围。

因此既有御史弹劾王振投降了瓦剌，“今陷虏中，反为虏用”。也有大臣奏请朱祁钰下令通缉王振别让他潜逃苟命，“复恐此贼潜匿偷生，乞令诸司缉捕得获，万锉其尸以伸天下之愤，以释神人之怒”。

但这类说法随着明廷和瓦剌之间信息交互的通畅，很快就无人再提了。因为大量信息表明王振死在了土木堡的乱军之中，其中最有力的证明来自于明英宗本人。

景泰元年，朝廷派遣礼部侍郎李实和大理寺少卿罗绮出使瓦剌。这次出使李实不仅觐见了“北狩”的太上皇，还当面将朱祁镇数落了一番（李实如何借这个千古难得的机会训斥太上皇，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北使录》）。

朱祁镇在为自己辩解时，主动提到了王振。先是说“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即自己是被王振等阉宦给蒙蔽了，当然也可以看作他是为了维护那不多的颜面而甩锅。

后说到朝廷已处决叛变的宦官喜宁时，朱祁镇嘱咐李实带消息给朝廷“喜宁既凌迟了，陈友等不要饶他”。这里不提王振，原因就只有一个--王振已死，而他能死的地方差不多也就只有土木堡了。

既然王振是死于土木堡，那他会不会真的是被樊忠之类的明军将士出于义愤而杀呢？答案是，这种可能性近乎于零。

如果真的是明朝这边的人主动杀了王振，不论是出于大义的为国除奸，还是因私怨而落井下石，明朝这边不可能不记录。

但是遍观土木堡亲历者的回忆录，如李贤的《天顺日录》、袁彬的《北征事迹》、哈铭的《正统临戎录》等等，都没有相关说法。尤其是袁彬和哈铭二人，因职责所在（一个是锦衣校尉、一个是蒙语翻译），基本不会远离英宗和王振所在的中军营帐。王振真要是被自己人所杀，他二人不太可能不知道。

注：哈铭本为蒙古人，因在英宗被俘期间服侍、护卫有功。英宗还朝后赐其“杨”姓，因此不少史料里也称其为杨铭。

另外这个“故事”它也不完整。如果是明朝这边人主动杀的王振，杀完之后应该向英宗请罪并求赦免，因为这种行为属于蔑视、干犯皇权的“大不敬”。可以参见同期发生的左顺门欧杀马顺案，以及唐朝让杨氏兄妹殒命的“马嵬驿之变”。

所以《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对王振结局的记录是可信的，王振是被瓦剌所杀。“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

有人可能会说，说不定王振见势不妙，抛下英宗自己开溜了，然后被某位明军将士逮个正着……但是以瓦剌军在土木堡使用的战术，王振即便是想溜也没机会跑。

土木堡之战时，虽然明军已军心浮动、不堪一战，但庞大的数量让瓦剌军就没想过要从整体上消灭明朝的这支远征军。瓦剌使用了古代最常见的战术，集中精锐强突中军大营，端掉指挥中枢从而让明军自乱、自溃。

虏骑蹂阵而入，奋长矛以击我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虏丛入中军，宦侍、虎贯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虏拥以去。文武军吏免者，蓬首赤身逾山谷，连日饥饿得达关。《否泰录》

最终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不仅明英宗无法突围，而且离明英宗越近越不容易活命，“宦侍、虎贯矢被体如猬”。另外随征的文武官员，阵亡的基本都是日常紧随英宗的大臣，逃出生天的大多是平日难以接近皇帝的中下级别官员将领。溃散回到京师的军士，也没有日常护卫在皇帝身边的锦衣卫和亲卫。

王振虽然是个受了宫刑的宦官，但他没练过《葵花宝典》，所以他凭啥杀出瓦剌的重围？最后明英宗自己亲自出面作证说，王振是被瓦剌军所杀。

初有谓王振陷虏中反为虏用者，振族诛，第宅改为京卫武学，至是振党以闻。上大怒曰：“振为虏所杀，朕亲见之。”追窜言者过实，诏复振原官。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敕额曰旌忠。以僧照胜奉其香火。《殊域周咨录》

前文提及过朝廷有官员在“土木之变”后弹劾王振投降了瓦剌，朝廷也未否认过此事。英宗复辟后对此非常震怒，不仅在朝会时亲自为王振辩解，“振为虏所杀，朕亲见之”，还下诏为王振建祠立碑，颂扬他的忠诚。

在碑文里英宗又改了说法，“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称其主动自刎的原因就一个，为昔日的宠侍贴金，塑造一个宁死不受辱的光鲜形象。只是英宗自己就是这种说法的破绽，他这个主子都没死，贴身仆从凭啥放弃护侍之责并先行一步（参见崇祯自缢时的王承恩）？

虽然明英宗自己可以放下脸面为王振正名，但是明朝后人不能不为尊者讳。土木堡之败的锅不扣在王振头上，难道让英宗这个皇帝去背？所以王振就不能有“好”死法。

万历朝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他的《名山藏》首创锄奸说，“护卫将军樊忠者，安州人，从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护驾突围，复棰死虏百余人，死之”。为了突出樊忠的形象，何乔远还把他包装成可冲阵杀敌百余人的悍将。

《名山藏》一出，樊忠锤杀王振的故事就受到文人士子的热捧。在他们的助推下，这个故事也得以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

明灭清兴后，亡国以及被异族征服的耻辱，让明朝遗民更加热衷于为大明“讳”。所以土木堡怎么能是明军的失败，怎么能是大明的失败？必须是王振这个阉人的锅。

所以明英宗主动的御驾亲征变成了，“王振挟帝亲征”。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也自然而然地给樊忠加了句响亮地口号“吾为天下诛此贼”。

八月，师溃于土木，帝北狩。护卫将军樊忠者，从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遂突围杀数十人，死之。

此后《元明事类钞》等史籍也相继采信了这种说法，并且很快也覆盖了历史小说领域，如《历代兴衰演义》和《林兰香》等都演绎了相关故事。就这样一个虚构的人，所做的虚构事，就慢慢被传唱为“史实”。

类似的现象当下也存在，现今一些朋友因过于热爱大明以及皇帝们而接受不了它们的缺点和不足。但是他们也明白将土木堡惨败归于王振一人有些难以说通，于是就搞出了一种全新的阴谋论--文官集团为夺皇权而故意送英宗和远征军去死。

这种先扣帽子后论证的诛心搞法，笔者无意去辩驳，只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种阴谋论。

土木堡之变中阵亡的文官有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右副都御史邓棨、内阁大学士曹鼐和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太常寺少卿黄养正等。这都是朝堂的大佬级人物呀，这文官集团搞阴谋这么舍得下本？这些大佬为了文官集团这个整体这么富有牺牲精神？

而且殒命于土木堡的几十名文臣里还有十几个御史和给事中，而明朝言官的一大特征就是精于拉帮结派和内斗。一次性损失这么惨重，他们居然没有互相攻讦报复，什么时候这么团结了？

明朝的文官集团真有这个能耐，怎么会让英宗这个“失败者”复辟？又怎么会在大礼议中输给一个未成年的光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