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的奸诈，主要从五十多岁当上礼部尚书开始的

严嵩的奸诈，主要从五十多岁当上礼部尚书开始的

严嵩，明朝“六大奸臣之首”，一向与清朝的和珅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朝代离今天最近，又加上各种民间文艺作品的渲染，所以他俩的奸臣形象人人皆知，可谓明清奸臣里的双子星座。

严嵩之所以数百年来被世人诟病和鄙弃，不仅仅是他欺上瞒下是非不分的作为。而是在于他自从当上礼部尚书之后，几十年如一日都秉承一个原则：凡是皇上不喜欢的话，一句不说；凡是皇上不高兴的事，一件不做；凡是皇上不满意的人，一个不留。正是靠着“三个凡是”哲学，他才成为明朝嘉靖年间，可以呼风唤雨而又遗臭万年的“奸臣”。

凭良心说，一个官员遗臭万年，其难度丝毫不亚于流芳百世。严嵩不是天生的奸臣坯子，更不是天生的势利小人，如果他不幸五十岁左右时就撒手人寰，如果他早死三十多年，相信史家治史时，一定会这样评价他：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个不愿同流合污的清廉官吏，一个有理想，有孝心，有立场的正人君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五十岁前的严嵩，在修身养性齐家等人伦道德方面，严格遵循正人君子行为规范：君子坦荡荡。

严嵩的奸诈主要从五十多岁当上礼部尚书开始，直到八十多岁被另一个政治强人徐阶踢出政治舞台。所以，正确的说法是“老年的严嵩是个大奸臣”，五十岁后才开始祸国殃民。

严嵩小时候是个神童，从他十岁时老家县太爷的一次面试可见一斑。那次，当地的曹知县出了上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严嵩立马对出下联：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当场吓呆了曹知县，可见从禀赋上看，小小严嵩的确有少年天才之分。

严嵩家境贫寒，虽有天赋，但因经济拮据也有辍学之忧，幸运的是，当地前后两名知县都是“爱才”之人，和严嵩结成“一对一扶贫助学”对子，所以他基本上是一路绿灯走向科考。但不幸的是，严嵩的家人接连病逝，先是老爸，然后是祖父，再是娘亲，这连串变故让他悲痛欲绝，形消神瘦病怏怏，就在他成为正七品的翰林官时，严嵩毅然请假回乡，到老家的钤山潜心修养，这一休就是八年。可见，此人年轻时并非钻营溜须之小人。

有人说，严嵩之所以隐居，是因为当时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以及他的心腹焦芳、刘宇、张彩都不是江西人，尤其吏部尚书、内阁高官焦芳厌恶江西人，所以严嵩知道升迁无望才一时灰心。也有人说，严嵩是想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一下官场处世哲学，以便迎接将来的飞黄腾达。这两种说法都过于牵强，任何权倾朝野的权臣，其重用人才的标准固然有阎锡山那种“会说五台话，腰里挎洋刀”的习惯，笃信“同乡半个亲，做事最放心”。但根本来说，第一标准还是看人“听不听话，忠不忠心，会不会来事”，这个标准才是维护权臣利益集团的最高法则。

严嵩之所以离开政坛隐居山林，是因为他孝心很重，在抚育他成人的三位亲人接连离世后，身心备受摧残，元气大伤，需要调养。还有当时朝廷被刘瑾、焦芳等奸佞之人把持，黑白颠倒、政风日下，他也倍感失望，回归田园做个独善其身的隐士。

他隐居八年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严嵩当时的为人和志向。严嵩“锐意名山大川，览胜寻幽，著述日富”，和明朝名士王阳明、李梦阳等正人君子来往密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严嵩的大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里声名鹊起，清誉日隆；他应家乡袁州府知府的邀请，历时两年，搜集当地大量的历史文化军政风土人情资料，编撰成十四卷的《袁州府府志》，在当地府志编写的精彩程度上，空前绝后；其他如为当地捐资助学、修路搭桥，更是不遗余力，公心善举颇得人心。

直到后来内阁首辅杨廷和崛起，开始在有限范围内整顿吏治，一批刚正之士逐渐走向前台，费宏梁储毛纪等因此入内阁把持大局。由于是费宏的江西老乡，加之严嵩才华横溢，名声颇佳，因此在内阁大员费宏的举荐下，严嵩从江湖步入庙堂。在新皇帝嘉靖即位不久，一切似乎有百业待兴的气象，严嵩也开始从国子监祭酒做起，励精图治，展现他的政治才华，时年四十五岁。

在国子监祭酒位置，严嵩能从平民角度出发进行管理，上书中央要求恢复对贫困生的生活补助，以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报效国家；能清醒地看到金钱对大学的腐蚀，反对当时学校在学生录取上搞“权钱交易”，上书嘉靖取消富家子弟花钱买入学资格的陋习。其在国子监祭酒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年，进行的制度完善、时弊匡正，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在客观上的确为“大学”挽回了一些尊严。

之后，严嵩官运亨通，尤其是在做了礼部尚书到八十二岁从内阁首辅位置退休，他的万世恶名主要是这二十多年炼成的。

严嵩过山车般的人生嬗变，证明人是最复杂的生物之一，人心善恶，更是充满波谲云诡。后人站在道德高地给严嵩贴个“奸臣贪官”的标签易如反掌，可是还历史一个“严嵩为何从君子沦为奸臣”的答案，恐怕更有意义。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