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油赤酱里的记忆纠缠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马凌

肉

奶奶有一个排的锅，一个排的编制是36个。大、中、小号，深深浅浅，双耳单柄的，铁的、陶的、砂的、瓦的，擦洗得很是干净，填塞在厨房的架子上，气势逼人。而我记忆中，厨房里很少有热火朝天的光景，每天都是清粥小菜、榨菜肉丝，偶尔一条清蒸鱼被静悄悄地端上桌。

幸亏有排骨藕汤。起居室的煤炉上长年蹲着一只大瓦罐，它迟钝地冒着泡，在20世纪70年代武汉的冬夜，是铁灰中的一点暖色。半夜醒来，看见晚班迟归的爷爷端着大碗坐在炉旁，汤泡饭是他的宵夜。我可能是被那浓郁的味道唤醒的，见我醒了，奶奶给我也盛一碗，爷爷小心地替我撒上一点白胡椒粉。这罐汤，骨头很多，肉很少，一点肉末，都在汤的下面、我的碗里。

我尚在襁褓之中，就到了爷爷奶奶身边。爷爷曾开过饭店，而彼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餐馆服务员。但他的老友们像是有一个隐秘的网络，连接起武汉三镇的很多餐馆的厨房。当爷爷觉得我需要补充油水时，就拉着我的手走进某条曲曲折折的小巷，从后门直达一个活色生香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烟与火、水汽、气味和武汉话生动泼辣的音调组成的。我还小，够不到案台，我会站在一只临时搬来的板凳旁边，板凳上一般放一大盘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油腻腻，黏嗒嗒，香喷喷。爷爷从来没有动过筷子，他与朋友聊着天，对没有见过世面的我投以微笑。

父母从三线城市回到哈尔滨的那一年，我结束了吃百家馆的日子，回家上学。我发现我爱吃土豆、白菜、酸菜、萝卜，菜里所有的肉丝、肉片、肉块，我都用筷子挑出来，堆到妹妹碗里。每当妈妈委婉地表示我不必这么“懂事”时，我就顺水推舟地回答：“我吃伤了啊，我才不要吃肉！”在一个买肉还需凭票的年头，我有了一种可以让远近几个家属宿舍楼的小孩儿齐声叹气的资本：我不吃肉。

小孩子的世界缺乏比较维度，天真懵懂。直到爷爷、奶奶过世，在亲戚们的讲述中，我小时候的记忆片段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虽然在餐饮业工作一生，爷爷只吃奶奶做的饭菜。奶奶的厨艺据说相当精湛，盖过很多名厨。在他们最困顿的那段时光，奶奶的锅只能闲置在厨房，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悉心抚育了我。

前年，父亲来我这里小住，带给我一个纸包，打开，是一只金边骨瓷餐盘。眼熟，想起是奶奶当年给我盛菜用的。以我现在的眼力，知道这是一只美国设计、日本制造、带编号的则武瓷器，从麦穗围绕“M”的商标细节看，烧造时间应该在20世纪30年代。它可能是爷爷那个饭店的最后一只盘子了。于是我懂得了，是爷爷、奶奶倾尽全力，让我在童年感觉富足。

面包

一排小圆面包，侧面看是焦黄色的，上面看是蜜棕色的，顶端刷过一层糖汁，外壳结了一层油亮的糖皮，有时糖汁浓稠，留下蜿蜒的边界，分外诱人。在粮店的木架上，小面包以方阵铺排。最少，1两粮票可以买两横两纵4个；最多，6两粮票可以买五横五纵25个，再多，营业员就不卖了，因为后面排的队都甩过楼的拐角了。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供销社和粮店是基本配置。供销社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8分钱一盒的蜡笔、5分钱一块的香橡皮……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小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说的就是小孩子拎着空瓶子来这里买酱油。营业员数好硬币，丢进收银匣里，随手推开缸盖，将一个长柄竹筒沉进去、拉上来，另一手稳稳地把漏斗插在瓶口，酱油转瞬就流进了瓶内。她从来不会手抖，从来不会犯错。只是酱油缸、醋缸和咸菜缸使得供销社室内的气味有点浊重，冬天尤其如此，一掀军绿色的棉门帘，嗳！

我更喜欢粮店，秋天新米、新面上来的时候，进了门去，鼻孔都是张着的。营业员穿白色的帆布制服，在白色的光柱间行走，白色的光柱间浮动着粉尘，光柱因为老榆树的摆动变幻着光影。粮店卖粮食，也卖麻花、馒头、花卷、烧饼。到了大家一起唱《太阳岛上》的那一年，粮店开始卖面包了，大人小孩奔走相告。

看小孩子人手一只暄软的小圆面包，沿着队列跑来跑去，老教授说：“不是列巴，不够硬。”列巴是俄语面包的音译，列巴后来成为哈尔滨一绝。话虽如此，继续排队。有人在队列里大声说着电影里的台词：“面包会有的。”小孩子齐声接下句：“一切都会有的。”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早上刷牙，听到某位邻居在吊嗓子，唱的是花腔女高音。你总担心她一口气上不来，而她总能从丹田里把声音震荡出来。剧院已经在演话剧《基督山伯爵》，歌剧《卡门》想必不远。

学校组织去太阳岛野游，前一天下午粮店的小圆面包都卖给了有学生的家庭。第二天阳光很猛，行进的队列里飘着一丝发酵的味道，让人担心。终于到了野餐时刻，我拿出来的面包已被挤成了饼，好在得到同桌杨慧扬的救助，她把小块的朱古力夹在面包里，朱古力在晒暖的小面包里化开，成了美味，一口难忘。我研究了朱古力的包装，那上面画着挥拍的乒乓球运动员，一行小字写着“上海益民食品厂”。我决定了，长大了去上海。

当我成为新上海人，除益民食品厂之外，我意外发现上海还有哈尔滨食品厂。可惜，再也没有遇到那种有着满满希望味道的小圆面包了。

奶茶

大学里，雀巢牌速溶咖啡骤然流行起来。一个棕色罐子，盛膨化的咖啡粉；另一个白色包装，名为咖啡伴侣。如果倒一勺咖啡，最好只加一勺咖啡伴侣，不然哪天咖啡还有，伴侣没了，口彩尽失，多不吉利。校园里刚刚由废弃平房改成的咖啡屋，提供的依然是速溶咖啡，2元一杯，小气巴拉地只给一块方糖，为我们所不齿。我的朋友楠楠认为，是该展示外文系高才生的眼界襟怀的时候了。

先要去百货商店买云南红茶，再去食堂打两杯牛奶。红茶用热水沏好，滗出茶水，另盛到玻璃杯里，放一块方糖，再把牛奶徐徐倒入。牛奶在红亮的茶汤中云烟一般扩散，最后呈现稳定的浅咖色。它好喝、提神、不贵，尤为重要的是：仪式感。

那是一个商业、知识、趣味都在野蛮生长的年代，校园书摊前人头攒动，每逢重要讲座阶梯教室都会挤得水泄不通，长发诗人纵横四海，《ELLE》杂志问世了，红磡体育馆里的劲歌金曲经过翻录在我们的录音机里响起。在这样的氛围里，穷学生也在试图模仿别处的生活。于是，女生们穿起高跟鞋、端起红茶杯，看原版电影的录像带、模仿黛安娜王妃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吐字的方式，连蓝色封皮的《现代英国小说史》都显出高级。金边细瓷的红茶杯显然比玻璃杯讲究，缺口和斑点暴露出这是出口转内销的地摊货。不要紧，她们端起茶杯、跷起小指，有一种小女孩过家家的郑重其事。

我们这几个年级的学生，经历的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运气稍好一点就能有所成就。去年，大学同学毕业30年聚会，其中一站选择了上海。我很想带大家去外滩源壹号，那是原来的英国领事馆，正对着绿油油的大草坪，露台上提供正宗的英式下午茶，由半岛酒店制作，距离我们当年的土法奶茶，不可以道里计。可惜大家不作如是想，他们见过了世界，笑称这不值得排队。同学们在街头热烈讨论了流行的诸多奶茶品种后，认为血糖、血压、血脂“三高”的中年人，还是找地道的茶馆喝龙井或普洱更为妥帖。

当日晚宴，面对一大盘浓油赤酱的本帮红烧肉，我突然被记忆纠缠了一下，想起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