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首富崩了，爆出莫迪领导下的一出印度版“狂飙”

导读：美国知名做空机构兴登堡研究公司（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报告，认为阿达尼集团7家主要上市公司的市值在基本面上已经存在85%的下行空间。虽然阿达尼集团随后对报告进行了回应，但股票的持续下跌说明：这家印度巨头的麻烦已经开始。与单个公司命运相联系的，是联合国在1月27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将印度2023年增长下调至5.8%，结合通胀等数据总体观察，部分分析者认为印度的经济有可能进入持续衰退。

自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国内始终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形势严峻的挑战，但印度人民党政府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改写世俗主义宪政框架的努力却取得重大突破。对印度人民党政府经济层面相关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莫迪政府在发展话语下，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社会基础的福利体系；在推行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同时，对那些影响数量庞大选民利益的重大改革问题采取妥协政策，以回避影响政府政治支持的风险；还通过扶持特定大型企业，建立了印度人民党友好型的政商关系。基于上述措施，印度人民党获得了实行教派主义政治、巩固国家政权的强大经济基础。

通常来说，印度的经济会带来好的政治，但是这里好经济可能意味着只是短期内的经济收益，或者某些集团的经济收益。此次在美国空头攻击之下，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愈发暴露，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像拉美国家：推行市场化和亲商改革方面的不彻底，与特定商业集团之间的联系、大规模的公共开支以及财政赤字，使得印度可能面临不平等加剧、长期增长放缓，甚至宏观经济不稳定等诸多不利局面。对于印度而言，如何在重重障碍中实现改变，仍是一个问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2期，原题为《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

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陈金英

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图源：FT

自2014年以来，印度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的统治下，呈现出经冷政热的特征。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莫迪上台时提出的包括提高制造业比例、增加就业在内的经济发展目标基本上未能实现。印度GDP增长速度自2016年开始连年下滑，废除货币改革、商品与服务税改革的干扰以及新冠疫情也都对经济造成了打击。2014年莫迪上台时给印度人许诺的“好日子”远未到来。另一方面，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政治上高歌猛进，大力推行其“印度教特性”政治议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实现了过去几十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克什米尔宪法地位的改变，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通过、罗摩庙的裁决及兴建等一系列政治行动不断突破宪法框架。受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和控制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政治话语和公共空间，改变了印度民主政治的特性。这些带有鲜明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来自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的反对，却在总体上不是威胁而是稳固了印度人民党的地位。《今日印度》自2014年8月以来的历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超过60%以上的印度人认为莫迪执政表现“优秀”，这一数字最高时超过80%。在缺少明显经济绩效的情况下，印度人民党为何能够在政治上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呢？换句话说，印度人民党政治上的多数地位与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绩效没有关系吗？印度的政党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呢？

在莫迪第一任期内，一些学者认为，印度人民党政府希望同时利用经济发展和宗教动员两条腿走路，通过经济改革的成效来弥补其在宗教动员方面所遭到的反对，利用对经济议题的强调来吸引那些不怎么赞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者。但到莫迪第二任期时，印度人民党政府经济改革成效有限，但其宗教动员依然有效。针对印度人民党的强势地位，学术界大体上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从组织的角度来分析，认为莫迪领导下的印度人民党借助于国民志愿服务团 (The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 的社会网络，打造了一个以选举为目标的政治机器。相反，反对党处于组织涣散状态。第二种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认为莫迪上台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迅速，改变了印度的政治生态，为印度人民党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两种解释都是从政治层面来说明印度人民党的统治地位。而且当学者们这样解释的时候，通常认为莫迪政府面临着经济增长无力、速度放缓的挑战。其潜在逻辑就是，印度人民党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不能从经济层面的因素去解释。甚至可以说，对印度人民党而言，经济发展的绩效或多或少是其维持政治上优势地位的负资产。

本文旨在分析印度人民党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与其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解释印度人民党国家机器的经济基础。本文认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与印度的选举政治之间缺少直接的联系，微观层面的政府公共开支和关键性的经济改革政策才是影响政党政治的经济因素。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同时拥抱以资助大企业为核心的财阀经济，并建立了一套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福利分配系统，为印度人民党的强势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本文的论述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印度宏观经济发展与选举政治关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第二部分是讨论莫迪政府公共分配政策及其影响；第三部分讨论关键性的经济改革；第四部分讨论莫迪政府的政商关系；总结部分讨论当前印度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及其走向。

1 宏观经济发展与印度的选举政治

选举政治学中的大量研究都证明，在民主政治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表现会明显影响到执政党连任的机会。民众会根据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判断，在选举中对候选人或政党进行奖励或惩罚。克林顿“笨蛋，问题是经济！”的口号已经成为政治学的经典论据。而在印度，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经济与选举政治之间似乎缺少这种明显的相关性。一些学者认为，印度的选民在评价现任政府时，通常会优先考虑良好的经济增长之外的因素，包括种姓或宗教问题、庇护或裙带关系、或财政转移水平等。

在最近的十来年里，随着有关印度选举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实证研究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经济确实越来越有助于带来好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 (Arvind Subramanian) 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独立以来，许多印度选民本能地将那些有良好执政记录的政客赶下了台……不过，最近，印度选民开始奖励表现良好的政客，尤其是在邦一级的政治活动中。”他在对2009年大选中18个邦的422个人民院选区候选人当选情况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经济增长缓慢的邦，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邦的现任政党候选人当选比例更高。一项针对印度1980-2012年间18个邦的128次邦议会选举结果的研究显示，虽然从整体来看，经济发展绩效与印度各邦的选举结果之间几乎没有多大相关性。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那些有更高经济增长率的政府，在选举中享受的回报确实在增加。另一项对1957到2013年印度14个主要邦的邦议会和选区层面选举波动水平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在选区一级比邦一级对选举的影响更明显，政府任期最后一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对选举的影响超过任期内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对选举的影响不如经济下滑的影响大。换句话说，经济形势良好未必能增加执政党的政治优势；而当经济下滑时，执政党则会受到选民的惩罚。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对2019年印度大选中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选举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印度选民更愿意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于国家整体经济是否有所改善来决定支持谁。

与经济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相比，印度选举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上去似乎更加复杂。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有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的经济才开始快速增长，并在政治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多党制。此后，选举政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才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印度政治的中心北印地语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种姓形成的身份政治就成为选举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尊严 (Dignity) 比发展 (Development) 更能解释政治。经济不如种姓、宗教问题更能影响人们的投票行为和政党在选举中的结果。而且，在一个半数以上的人口依靠农业生存，9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于非正式部门，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5万卢比的国家，GDP增长率、产业结构、失业率、一般性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些宏观的数据几乎不会直接对选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偏好带来显著影响，从而改变其投票模式，决定政党在选举中的结果。理解印度的政党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的影响，研究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的经济改革与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除了关注宏观层面的经济水平，还要关注经济领域那些更能影响印度人日常政治生活的公共开支、关键性改革的政治效应和政党政府的政商关系。正是在这些领域，印度人民党获得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人力资源 (支持者) 和经济基础 (政治资金)。

2 莫迪政府的公共福利体系及其政治意义

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如人意。2016年后，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降。2019年印度经济实际增长率为4.0%。在“印度制造”战略实施七年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徘徊在17%左右，印度政府期望的制造业年均12-14%的增长率和新增1亿个就业岗位看上去遥不可及。经济增长乏力，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破坏，印度中央银行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1年6月跌至历史最低点。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印度人而言，这些抽象的数字远不如那些更加影响自身经济处境的日常政治更加重要。那就是直接和印度人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政府公共分配系统 (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 和各式各样的公共开支。莫迪执政期间，印度人民党政府以改革和发展的名义对这套庞大的公共开支系统进行了改造，同时建立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莫迪个人印记的福利政策。这包括“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Abhiyan)、“普惠金融计划”(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总理农村住房保障计划”(Pradhan Mantri Awaas Yojana-Gramin)、“总理燃气计划政策” (Pradhan Mantri Ujjwala Yojana)、针对妇女的补贴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绝大多数是2016年前后莫迪为了回应在上台的头两年启动外商投资制度、土地征用等改革被指责为站在富人一边而出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成为莫迪政府经济发展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都有着非常精准的受益人群，帮助建立了普通印度人与莫迪政府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为印度人民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莫迪提出“清洁印度运动”之前，印度历届政府多次出台类似的倡议，建设厕所改善公共卫生。莫迪“清洁印度运动”的目标是在2019年甘地诞辰150周年纪念日时结束印度人露天排便现象，饮水和卫生部负责农村 (Gramin) 子计划，住房和城市事务部负责城市 (Urban) 子计划。其中，农村是运动关注的重点。在2015-2019年间，饮水和卫生部的大部分预算都用于该计划，支出最高时在2017-2018年达到约1.69万亿卢比，约占部门总支出70%。由于政府的全力推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厕所的覆盖率就从38.7%提高到了65%。到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按期完成该计划目标。印度约60万个农村的家庭厕所的覆盖率达到100%，印度所有邦都宣布消除露天排便现象。“清洁印度运动”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虽然其实际效果不如官方所宣传的，也没有完全消除印度人露天排便的问题，但极大地促进了该现象的显著下降和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上台伊始提出的这项计划在政治上被宣传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运动。它所包含的在国际上改善印度人的形象、尊重和保护女性权利的政治叙述，莫迪本人亲自挥舞扫帚清扫街道及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宣传该计划的努力，都有助于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动员，让印度人重新认识和支持国家。

总理农村住房保障计划的前身是英迪拉农村住房保障计划 (Indira Awas Yojana)，莫迪在2015年更改了后者的名称，宣称将在2022年建设2950万套设施齐全的住所，使印度人实现住有所居。到2021年11月，该计划实施满5年，农村发展部一共向地方发放约1.47万亿卢比资金，帮助建造住房1630万套。也就是说，大约有超过1600万的农村家庭从该项计划中受益。另一项“总理燃气计划”也同样将政府公共福利和普通印度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该计划设定到2021年4月为8000万个家庭提供天然气连接服务，将液化石油气覆盖率从2016年的62%提高到99.8%。截止到2020年底，该计划为超过8967万个家庭提供了天然气服务。也就是说，大约有3-4亿的印度人直接从该计划中获得了便利。2021年，莫迪政府又推出了该计划的二期目标。虽然政府提供的燃气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家庭的处境，但它对农村落后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女性家庭生活的改善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在历史上，包括公共分配系统在内的各项带有福利色彩的公共开支通常是由层层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转移到穷人手中的。多年来，这种福利分配模式因其效率低下和导致腐败而广受批评。2013年，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同盟政府已经提出通过直接收益转移模式 (Direct Benefit Transfer/DBT) 发放福利，把物品直接发放到受益人手中或者将政府补助资金直接打到受益人的银行账户。然而，受国家信息能力和金融能力的限制，这项政策进展有限。2014年8月28日，莫迪正式启动了全国普惠金融计划，目标是确保弱势群体获得各种金融服务，如开通基本储蓄银行账户，获得基于需求的信贷、汇款便利、保险和养老金，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民众获得福利的成本。由于政府为鼓励民众开设银行账户提供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该计划进展很快。截止2021年12月29日，该计划惠及4.423亿人，发行3.128亿张银行卡，账户存款金额超过1.5万亿卢比。普惠金融计划实施后，直接收益转移模式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逐渐扩大到所有政府资助的项目，转移金额逐年提高。资金转移受惠人数由2014-2015年度的1.08亿增长到2021年的9.8亿。将补贴直接转入受益人的银行账户，简化了补贴制度的流程，消除重复和虚假受益人，从而提高了系统的透明度。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普通印度人和以慈善者的形象出现发放补贴的国家之间直接的联系。

此外，莫迪还继承和扩大了国大党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带有福利色彩的公共政策。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MGNREGA) 是国大党辛格政府时期推出的旨在为农村失业群体提供就业保障的旗舰福利项目，曾被莫迪政府的高层领导批评为造成低效、腐败并且应该被取消的政策。在2015年的议会预算会议上，莫迪本人还嘲弄该计划将会被作为“联合进步同盟政府失败的鲜活的纪念碑”而被保留下去。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印度人民党就意识到了抛弃这一政策的政治风险。2014-2015年，印度农业增加值负增长，在“十二五” (2012-2013至2016-2017财年) 期间实现4%的平均年增长率似乎是个遥远的梦想。印度人民党的基层党员和议员要求延续这一政策的呼声、反对党对莫迪政府不关心穷人的指控，迫使印度人民党政府重回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并将其列入政府计划核心中的核心，不断扩大预算支出。根据MGNREGA的报告，2016-2020财政年度，印度通过该计划获得社会保障福利的家庭比例分别为36.73%，39.87%，39.88%，39.46%，39.5%。也就是说，大约有40%的印度农村家庭从该计划中受益了。

印度人民党政府还在2019年1月通过第103条宪法修正案，为经济弱势群体 (Economically Weaker Section， EWS) 提供10%的政府岗位和学校入学名额配额。政府为EWS设定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低于80万卢比，而根据这项标准，大约有1.9亿人能直接从该政策中获益。

显然，莫迪政府建立了一套覆盖范围广泛、带有明显福利色彩的公共开支模式。印度人民党成功地将国大党政府执政时期的福利制度据为己有。这些被称为“公共部门提供的私人物品”的福利项目，除了造成财政的压力，不仅没有政治风险，而且还帮助莫迪政府消解了反对党的压力。同时，由于莫迪政府政策执行的过程，特别是直接收益转移方式的推广，其政治效果非常明显。一方面，这些政策都有非常精准的受益人群，直接改善了数量庞大的印度穷人的日常生活处境，为莫迪塑造了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献身精神，同情普通民众的政治领袖形象。另一方面它重新构建了穷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公民和政治社会中的弱势者，穷人看待“国家”及其“发展”与他们如何遭遇国家的经历相联系。在印度，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来的。这给了各种各样的中间人、地方头面人物以机会。对穷人而言，国家既是慈善的象征，意味着免费的食品和各式各样的公共福利；同时国家又是掠夺的象征，各种各样本应属于穷人的公共资源被地方权贵截留或垄断。莫迪政府过去几年中发起了一系列直接影响到印度人接近和获得国家资源的公共分配政策，重建了普通印度人与作为恩惠者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国家就是莫迪，莫迪就是国家。

3 关键性的经济改革

莫迪是打着发展的旗帜上台。在其第一任期的最初两年，政府在经济领域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以扩大外商投资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被认为是政府为促进增长而继续推进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改革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关键性的经济改革在政治风险的压力下偏离了增长的目标，甚至被迫放弃。

2015年2月，莫迪政府提出对国大党政府时期通过的《征地法案》(the Right to Fair Compensation and Transparency in Land Acquisition，Rehabilitation and Resettlement Act，2013) 进行修改，允许政府在相关项目的征地问题上简化程序。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要求将该法案提交给议会常务委员会，而政府拒绝做出让步。拉胡尔·甘地攻击莫迪政府是富人的政府，称修正案有利于印度大企业，莫迪政府忽略了穷人的声音。“西装革履” (Suit-Boot Ki Sarkar) 一词被造出来，用来指代莫迪政府。该法案虽然于3月10日很快在人民院被通过，但由于印度人民党在联邦院缺少足够席位，政府不得不通过颁布政府令的方式来能够确保该法案有效。到2015年5月30日第三次政府令重新颁布时，抗议活动势头越来越大。同盟家族内部包括民族觉醒论坛 (Swadeshi Jagaran Manch) 、印度农民协会 (Bhartiya Kisan Sangh) 、印度工人联合会 (Bharatiya Mazdoor Sangh) 等在内的行业组织也都对该法案表示反对。此时比哈尔邦的选举在即，莫迪不想被扣上夺取农民土地给大企业家的罪名，于8月31日宣布该法令将不再颁布，征地法案修正案失效。

征地法改革的失败是莫迪上任后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印度的工商界尤其沮丧。在某种意义上说，征地法改革被视作是莫迪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基石。有意思的是，在为撤销这一政策而发表的总理谈话中，莫迪依然坚持，“征地法改革是来自各邦的强烈呼声……是减少官僚主义、发展基础设施以促进农民和农村福利的必要……产生了许多误解，在农民中灌输了太多的恐惧。农民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或恐惧，我不会给任何人这样的机会。”如果改革者坚信某项政策的改革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那么因为政治上的风险而放弃的行动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真正的赢家。

更重要的是，2015年征地法的改革似乎仅仅是莫迪在重大改革问题上让步的开始。莫迪第一任期最初的改革力图将印度打造为一个开放的和以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政策受到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而转向，包括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和贸易，退出自2013年就开始参与其中谈判进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1年11月19日，在面对农民长达一年的抗议之后，莫迪宣布废除农业领域三项争议的改革法案，即《2020年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2020年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和《2020年基本商品(修正)法案》。以引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业改革失败。而仅仅在一年前，莫迪还将这些法案称为印度农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时刻，宣称这些法案将“确保农业部门的彻底转型”，并赋予数千万农民以权力。在宣布放弃农业改革时，莫迪说了和放弃征地改革时一样的话，那就是政府没有向农民充分解释改革的良好初衷。印度的媒体普遍认为，即将到来的北方邦、旁遮普邦议会选举是莫迪政府最终放弃农业改革的重要原因。就印度的农业发展、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而言，放弃农业改革是一种短期收益 (即政治支持) 和中长期损失之间的权衡。这一事件也会给未来的印度政府敲响一记警钟，即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没有领导人会认真加以考虑。

征地改革和农业改革的失败不仅都意味着政府在重大经济改革领域的让步外，它们还有更加显著的相似之处。在与增长相关的三要素 (土地、资本和劳动力) 中，这两项改革都与农民有关，都影响到数量庞大的选民的利益，因而对于需要靠选票维持其政权的政党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鉴于印度人民党是过去三十年来第一个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第二任期比第一任任期更有优势——它本可以利用其政治资本建立共识，听取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本着相互让步的精神遵循规范的立法程序而在重大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这两项改革都开始得迅速而又突然，缺少与反对党、受影响的各邦磋商。在声势浩大的农民抗议和选举政治的压力下，政府最终选择让步。

在莫迪政府的诸多经济改革中，2016年的废除钞票改革同样也是极富政治色彩的一项。这项政策的初衷和最终效果都存在许多争议。政府先是声称这一行动将打击影子经济、遏制用于资助非法活动和恐怖主义的黑钱，后来又表示其好处是增加无现金交易和税收。根据2018年印度中央储备银行的报告，废钞运动结束后，高达99.3%的废钞重新回到了银行系统。印度媒体在五年后回顾这项改革时，称废钞令对印度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塑造成莫迪政府打击腐败的政治行动，因而获得了穷人的广泛支持。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忍受了由此带来的痛苦。他们认为，相比较自己的损失，富人受到的打击更严重。

在这些重大经济的改革背后，都可以看到政治的考量超过了经济发展本身。政治因素而非经济需求或发展意愿依然是莫迪经济政策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变量。换句话说，在经济改革方面，莫迪政府基于短期政治风险和收益的考虑超过了国家长远的利益。这导致在资本、土地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改革遭到了失败。这些失败或许可以称为印度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挫折。但是，对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政府而言，它们都是政治上转危为安和巩固政权的机会。因而，莫迪的经济政策首先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其目标在于建立政治支持，确保人民党未来十年的霸权。

4 财阀经济和印度人民党统治下的政商关系

在担任首席部长的十三年里，莫迪利用了古吉拉特邦悠久的支持商业、促进投资的国家机构，和大企业直接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2014年大选及上台的最初一年里，莫迪多次向大型跨国公司发出邀请，称印度人民党治下的印度“只有红毯，没有官僚主义”(No Red Tape，Only Red Carpet)，欢迎他们到印度来投资。在征地法改革失败及被拉胡尔·甘地攻击为富人政府后，莫迪开始小心翼翼的和大企业保持距离，政府努力展现自己是一个致力于改变普通民众生活、独立于大企业大资本家的形象。然而，在事实上，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首先，从改革本身来看，莫迪政府的许多经济举措是有利于大企业的。早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期，为了吸引大型投资者，莫迪的古吉拉特邦政府就在税收减免和其他财政补贴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虽然征地法和农业法改革让印度的工商界感到失望，但废钞令及随后的一系列不那么为公众关注及不那么政治化的改革是有利于大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税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合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被更少、更大的集团所兼并。这是因为改革削弱了小型企业在现金交易和不纳税方面的竞争优势。如果说自由化打破了早期的许可证制度设立的准入障碍，这些障碍又以一种合规成本重新出现，让印度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难以与大企业竞争。政府出台破产法允许银行将债务违约的企业资产进行拍卖，这为资金充裕的大企业兼并其它公司创造了条件。虽然印度的银行深受不良资产的困扰，而政府对少数大企业的债务却十分宽松。为了防止债务庞大的埃萨尔集团破产，莫迪亲自促成了俄罗斯石油公司对集团旗下的石油部门的收购。2019年9月，印度政府大幅下调企业税率。一些学者认为，削减企业税更有可能将资源转移给企业主，而不是增加投资；更像是对商业选举支持的互惠反应，而不是理性的经济政策。在中印关系恶化以后，印度对许多中国产品发布禁令，审查中国投资的项目，倡导“自力更生”，这让印度的许多大企业趁机占领了市场。

其次，莫迪政府还通过各种扶持性的政策领域鼓励和支持现有的大型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的繁荣几乎都是由私营企业主导的，尤其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一做法由于莫迪政府特殊的运作方式，使得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印度，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许多大型项目主要由私营企业或者公私合作 (PPP) 的方式进行，这使得实业家和企业集团广泛渗透到国家发展战略和权力网络中。莫迪上台后，一改辛格政府第二任期内阁权力分散、总理办公室权力削弱的局面，政府的权力逐渐集中于内阁及总理办公室。越来越多的经济决策脱离了部长个人的掌控，集中在总理办公室并诉诸官僚机构。权力的集中减少了有关利益各方和商业组织接近政府和影响政府的数量。随着总理办公室越来越成为真正享有决策权的机构，更加广泛的商业组织和团体与政府接触以及公平表达诉求的机会下降。那些规模最大、和政府联系最为密切的企业，拥有更多接近政府权力中心的渠道。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其他国家垄断部门，一些大型企业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那些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中小企业失去竞争力。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更高，面临的监管更严格，从银行和市场获得贷款更难。

印度政府热衷于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外资与印度私营企业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加速投资，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裙带关系。这成为辛格政府第二任期时政府失去公众信任的重要原因。莫迪上台后多次诉诸打击腐败来攻击上一任的国大党政府时期的政商关系，并承诺自己不会腐败，同时也不允许政府腐败。确实，在莫迪统治下，重大的腐败案件似乎没有发生，而政府也对涉嫌腐败的指控保持高度警惕。但是，认为莫迪政权下的裙带资本主义要么消失了，要么受到了控制，这是不正确的，也是具有误导性的。在实施道路、地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时，公私合作模式下的许多项目都是通过没有遵循透明规范的合同授予给某些私营企业的。而政府则面临不得不批准这些合同的压力，因为私营企业要么没有能力独立承揽此类项目，要么不感兴趣。在传统的裙带关系盛行的行业——煤炭、基础设施、石油、港口、机场、道路、房地产、钢铁、电信服务甚至国防，许多政府合同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授予的。此外，政府还通过利用监管机构而非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建立与特定商业集团的联系。在电信、机场、港口、煤矿等大型公用设施领域都能找到类似的做法。

在莫迪统治下，蓬勃发展的大型商业组织中，格外受到政府关注的是来自古吉拉特邦巴尼亚 (Bania) 种姓的商业集团。这个商业种姓中有许多印度富豪，其中最重要则是信实集团的迪鲁巴伊·安巴尼 (Dhirubhai Ambani) 和阿达尼集团的高塔姆·阿达尼 (Gautam Adani) 。在莫迪统治期间，这两大集团的业务和财富有了巨量的增长。在莫迪“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及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诸多计划中，信实集团和阿达尼集团 (Adani Group) 得到了大量在港口、机场、电信、国防建设中的合同。尽管这些合同看起来并无不当之处，但公众仍然质疑这些合同的授予与特定商业集团联系在一起，质疑为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决定了这些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是，政府在决定选择这些伙伴关系之前是否采用了透明的投标方法。例如，直到2015年莫迪提出“数字印度”时，信实工业集团旗下的Jio电信公司还没有成立。一年后，该公司发布的莫迪总理个人巨幅头像的广告出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Jio提供免费语音电话和廉价战略扰乱电信市场，竞争对手向印度竞争委员会指控其不正当竞争，而政府以没有足够证据为由驳回。在Jio成为印度最大的数据提供商后不久，印度电信管理局 (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 将数据共享从构成重要市场力量的定义中删除，这使得Jio避开了竞争法和更严格的监管审查。当前，Jio拥有超过印度电信市场35%的份额，是该行业唯一盈利的公司。2020年，在印度政府宣布禁止中国手机应用后，印度政府批准了脸书公司投资Jio的一项高达4357.4亿卢比 (合57亿美元) 的投资。信实集团称该协议是莫迪政府“数字印度”倡议的一个里程碑。2018年9月和10月，莫迪政府向各公司授予了126份合同，在印度各地建立和运营天然气管道网络和加油站，其中最大的赢家当属阿达尼集团。在共有23家企业参与的126份投标中，阿达尼集团赢得了25份投标。2020年，政府不顾经济事务部和国家转型委员会的反对，绕过法律规定，放开机场招标规定，将6个机场私有化合同交予阿达尼集团。该合同违反1994年的印度机场管理法案 (Airports Authority of India Act，1994) 中机场出租给私营机构不得超过30年的限制，允许阿达尼集团管理机场50年。在完全获得这六个机场的运营授权后，阿达尼集团将成为按载客量计算的全球第三大私人机场运营商。

在莫迪第一任期内，信实集团的市值增长了4.84万亿卢比，相比之下在2009-2014国大党第二任期的五年里仅增长了1168.4亿卢比。阿达尼在福布斯富豪榜的排名从2014的第11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2位。信实集团和阿达尼集团财富的增长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与莫迪政府的亲密关系也是有目共睹的。安巴尼多次公开赞扬莫迪是一位有着宏伟愿景的领导人。他的兄弟阿尼尔·安巴尼 (Anil Ambani) 在2013年“活力古吉拉特”投资峰会上把莫迪“王中之王” (King among Kings)，预测他一定会当选总理。安巴尼在2012年入股了当时印度最大的媒体Network 18，莫迪竞选期间该媒体在旗下的电视、网站等各种媒介上铺天盖地的宣传莫迪形象，为了直播莫迪演讲随时可以中断其他节目，并禁止出现反莫迪的报道。2015年，当莫迪政府发起“数字印度”计划时，安巴尼称赞称莫迪具有将其愿景转化为现实的个人领导力和动力，大谈信实集团将如何参与“数字印度”。Jio 公司成立时以莫迪的巨幅照片作为广告，在该公司几乎每一份公开声明中，安巴尼都提到莫迪的“数字印度”。

而阿达尼与莫迪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期。2002年该邦爆发宗教冲突，莫迪被指责未能积极平息宗教暴力冲突。在印度最高商会——印度工业联合会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CII) 的某些商人批评莫迪之后，由阿达尼领导的一群当地商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古吉拉特邦复兴组织 (Resurgent Group of Gujarat ，RGG) 的竞争组织，并威胁要离开印度工业联合会。阿达尼承诺为莫迪发起的首届“充满活力的古吉拉特邦”峰会 (2003年9月至10月举行) 提供1500亿卢比。此后，他巩固了与莫迪的关系，成为莫迪的热心支持者，在印度和国外为他游说。2013年，由于学者和学生的压力，美国沃顿商学院在举办的一场公共活动上取消了莫迪做主题演讲的资格。阿达尼集团作为该活动的主要资助者，随后撤销了资金。2014年大选时，阿达尼集团在全国各地为莫迪竞选活动奔走，并为莫迪竞选团队提供了两架直升机和一架喷气式飞机，方便莫迪竞选完后每晚都能回家睡觉。莫迪离开艾哈迈达巴德前往新德里宣誓就任印度总理，乘坐的私人飞机就是阿达尼集团的。在古吉拉特邦的10年里，阿达尼集团的营业额增长了20倍，从2001-2002年的374.1亿卢比增长到2013-2014年的7565.9亿卢比。在2013年9月13日莫迪被宣布为印度人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后的一年时间里，阿达尼公司的股票从每股5卢比暴涨至786卢比。在莫迪执政期间，阿达尼集团发展成为印度最大的私营港口运营商、煤炭进口商、煤矿企业、私营电力生产商、城市燃气分销商和食用油进口商，而且还扩展到了机场、城市水管理、中小企业贷款、输电和配电、数据中心、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莫迪的批评者声称，他和阿达尼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后者能够在古吉拉特邦获得许多利润丰厚的交易。例如在古吉拉特邦的土地开发、印度经济开发区、能源市场等问题上，阿达尼集团的许多交易都受到质疑。印度中央调查局、中央检查委员会、审计署等机构对阿达尼集团的调查都不了了之。印度媒体称，阿达尼集团成功的原因是其接近政府的渠道。换句话说，它与印度人民党关系密切。

事实上，政府和商界的亲密关系绝不仅仅局限于信实集团和阿达尼集团。被认为莫迪精神导师的瑜伽大师拉姆德夫(Baba Ramdev)和新德里、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各邦政府关系也非常特殊。路透社报道，拉姆德夫的帕坦贾利公司 (Patanjali Ayurved Limited) 从印度人民党统治的邦获得了价值6.5亿折扣的土地，虽然遭到所有给予这些折扣的邦政府包括马哈拉施特拉邦、北方邦、哈里亚纳邦和阿萨姆邦的否认。不仅如此，许多大企业也和印度人民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塔塔信托公司向那格浦尔国家癌症研究所捐赠10亿卢比，该研究所由隶属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信托公司运营。印度HCL科技公司总裁希夫-纳达尔 (Shiv Nadar) 、软件出口商威普罗 (Wipro) 的董事长阿齐姆·普莱姆基 (Azim Premji) ，亿万富翁拉胡尔·巴贾杰 (Rahul Bajaj) 等人都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领袖巴格瓦蒂 (Mohan Bhagwat) 的座上宾。通常来说，商业巨头不会想方设法促进和一个社会组织的联系，除非这涉及巨大的利益。这些商业大亨乃至亿万富翁努力打造和那格浦尔的联系，正是他们扩展和莫迪政府及其官僚机构的联系的另一种方式。印度大企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之间存在某种“公司—印度教特性”的联盟。

印度人民党和大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该党提供了雄厚的政党资金。除了上述提到的大企业对印度人民党及莫迪的鼎力支持外，印度人民党还获得了大企业的巨额政治捐款。在印度，企业对政党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秘的行为。2017年的《金融法案》引入了政党资金改革法案，允许企业不受限制进行政治捐款，同时政党不必披露捐赠对象的信息。印度国家银行发行选举债券，任何个人或公司均可从授权银行购买债券，捐赠给政党。购买债券的捐赠人的身份对公众保持匿名，仅对银行和政党公开。政党没有义务披露通过选举债券进行捐赠的个人或组织的名字。自2014年来，印度人民党所获得的政治资金就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政党的收入总和。民间组织印度民主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12-2017年间大企业对政党的捐款相比较于2004-2012年增长了三倍，其中70%的捐款是流向印度人民党的。2019-2020年，在各政党公布的政治捐款中，印度人民党收到的政治捐款占所有捐赠给全国性政党的政治资金的70%；企业/商业部门向全国各政党捐款的总额占全部政治捐款的90.9%，其中在2341笔企业/商业部门的政治捐款中，2015笔是流向印度人民党的。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2019-2020年间，印度人民党通过选举债券获得的收入为255亿卢比，占国家银行售出选举债券总额的75%。当选举变得越来越昂贵，金钱就是政党生存的根本。大企业的支持和巨额的选举资金保证了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的优势地位。

5 结语

2022年1月22日，《今日印度》以“我们信任莫迪” (In Modi We Trust) 标题作为封面，回顾了第二任期过半时印度人对莫迪政府的整体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莫迪政府最大的挑战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以实现就业和遏制通胀，64%的印度人认为自己的经济处境与2014年相比没有变好，莫迪本人及其印度人民党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分别有58.7%和62.8%的印度人对莫迪政府及莫迪的执政绩效感到非常满意；有52.5%的印度人认为莫迪是下一届政府的最佳总理人选，仅有6.8%的人认为排名第二的拉胡尔·甘地是下届最佳总理人选；34%的印度人认为莫迪是印度有史以来的最佳总理，远超排名第二的英迪拉·甘地 (10.8%)；如果此时举行大选，印度人民党有可能获得的席位将从2019年的303席减至272个席，仅比半数席位少1席。虽然莫迪效应在最近的几次邦议会选举中有所减弱，莫迪仍然是印度人民党2024年大选连任的王牌。

在政治国家层面，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构建了一套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世俗国家的政治话语，不断突破世俗主义的宪政结构，迈向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印度教国家。在经济社会层面，莫迪政府在发展话语下，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和选择性的经济改革，建立了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社会基础的庞大福利体系和印度人民党友好型政商关系，为印度人民党的统治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在印度，好的经济当然也会带来好的政治。尽管，这里好的经济可能意味着只是短期内的经济收益，或者某些集团的经济收益。毕竟，选举政治也只意味着需要当下的选票、部分的选票。

维持印度人民党统治的这套经济运行机制不是没有风险。过高的公共开支推高了政府的债务水平，以政治风险回避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改革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动力，特殊的政商关系扭曲了资源的配置。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曾担任莫迪政府第一任期首席经济顾问，他指出莫迪政府以扶植补贴战略倾力支持在特定经济部门已获得主导地位的公司以培养“国家王牌企业” (National Champion) 的做法，削弱了竞争，同时鼓励了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财阀。还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权力和大公司影响力的集中方面 (显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性项目密切相关)，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像拉美国家。推行市场化和亲商改革方面的不彻底，与特定商业集团之间的联系、大规模的公共开支以及财政赤字，使得印度可能面临拉丁美洲的情况：不平等加剧、长期增长放缓，甚至宏观经济不稳定。上述警示或许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风险是长期而缓慢的，它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不会在短时间内造成政治上的风险。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一两个选举周期内，印度人民党的统治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文章原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2年第2期，原题为《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