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的豁达人生

本文转自：驻马店日报□ 张富存

在我的老家，有一种方言，称父亲的哥哥叫大（念dai）爷。

在父亲弟兄3人中，大爷长得人高马大，人也聪明勤快、有主见，算是村里人常说的“百事通”。因为家里穷，祖父又去世早，当时只有14岁的大爷勇敢地挑起了一大家子人生活的重担。为照顾父亲和叔叔成家，大爷终生未娶。

大集体时，牲畜是农人的命根子。看大爷是块料儿，队长好说歹说硬是把养马的重任搁在了大爷的肩上。大爷也不负众望。遇上不听话的牲口，只要看见大爷把鞭杆往空中高高一扬，马上都俯首帖耳，乖顺得很。

1975年，部队里淘汰了一批军马补充到生产队里当役力。记得分配给俺队的是一头瞎骡子，很高大，枣红色的。刚牵回时的瞎骡子瘦得皮包骨，到了大爷这里，没几个月，就被养得像泥捏一样，油光发亮。

在那个农耕时代，无论是修房盖屋、上西南山拉石头、娶媳妇送闺女，还是爬河坡运庄稼，都是靠畜力。大爷不愧是调教牲口的一把好手。每次出门，大爷总是让瞎骡子驾辕，让俩青马拉梢，一套三。不管是翻山、过桥，还是爬坡，大爷总是坐在前面的车帮上，举着长长的马鞭，当空一炸，一声“驾”就能扬长而去，神气得很。

后来，有人给队长买了盒好烟，取代了大爷的位置。但没过多久，因为疏于管理，那头瞎骡子掉进村后一口井里淹死了。一阵唏嘘之后，队长又找到了大爷，大爷也不摆架子、也不抱怨，继续操起了旧业。

大爷常常以“马”结缘。这其中还有一个外乡人，家是周口的，是个逃荒的老汉。老汉讨来的粮食总是寄存在大爷家里，让其代为保管。后来发大水，太过突然，大爷自家的粮食没顾上转移，先把老汉讨来的粮食搬到了靠在堂屋山墙边的椅子上。洪水过后，大爷又把那几袋粮食搬出来晒晒，但左等右等，总是不见来人。直到很晚了，正收秋庄稼时，那人来了。那年我10岁，记得他来时从随身带的布袋子里掏出一块花生饼给我吃，我就坐在大爷家堂屋的门槛上吃得香香的。末了，好像老汉还说了一大堆千恩万谢的话才走。从此，生活条件慢慢好了，再也没有见过逃荒的。

大爷没有孩子，我又是同门长子，因此记忆里，在大爷当车把式的十几年间，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由于大爷外事多，每次办喜事回来，总要给我捎些好吃的：苹果、糖块、花生、红烧肉、大白蒸馍，啥都有。可以说，因为大爷，我与同龄人相比，属于那个年代的幸运儿。上学时，我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深得大爷喜爱。我考上省重点高中时，也是大爷套着马车送我去学校报的到。大爷一路走一路说，十几里的土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可我还觉得时间短。

没隔几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爷不再为生产队养马了，就买了一犋大牲口自己养，给俺和叔叔两家犁犁耙耙、拉拉运运、收种碾打。就连几里外姑姑家的几亩地，也是大爷从家里赶着牲口去耕种的。

再往后，姑姑家的闺女、小子都参加了工作，年来节到，都惦记着大爷的好，过来给大爷买这买那，从头到脚，一应俱全，还给零花钱，很是丰厚。每每此时，大爷总是风趣地说：“我这都是沾了那一犋哑巴牲口的光啦！”

如今，农业已是机械化打理，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已是耄耋之年的大爷，早已告别了他的养马生涯。但闲暇之余，大爷还会在一旁唠叨着他的经验，似在告诫，也似在给我们催马扬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