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朝惊天失印案：真相背后的权力暗流

嘉庆一朝，出过几起少见的险事怪事，有“禁门之变”刺客行刺皇上，有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等等。当然还有一件大事不可不提，那就是兵部“失印案”。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八日，嘉庆帝率领宗室王公、文武百官前往河北遵化的东陵。刚走到汤山行宫时，他接到兵部奏报，说是藏于库内的印信遗失，印钥和钥匙牌也一并无存。

嘉庆帝听后又惊又气，以前历朝哪里听说过部堂大印丢失的事？遂立即命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衙门，令其告知京师五城多派捕役，严密访察。又谕令留京的王公大臣奉同刑部立即将兵部守库人员拘捕审讯。

嘉庆帝对这个案子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兵部大印与其他一些印都存于同一个箱子。各印都是铜质，只有兵部行印是银质的，三月七日开箱取印，其他各印俱在，唯有银印和银牌丢失，窃贼为什么只将这两件东西窃去？

带着种种疑问，嘉庆帝一路上就不断督催该管大臣，一定要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经连日审讯，得该管堂书鲍书的谎供，说是上年九月初三，皇帝行围之后回京的当天，就已经将兵部行印和其他印信一道入库了，直到三月初七日那天又需用时，才发现大印遗失。嘉庆帝对这破绽百出的供词并不相信，又派人把上年随围的有关人员一并提来审讯。

四月三日嘉庆帝谒陵之后还京，发现审讯仍无结果，非常恼火，斥责有关官员“疲玩成性，互相推诿”。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书英以及刑部堂官，一并罚俸半年，各衙门派来审理此案的官员，均罚俸一年，同时警告陵绵课等人不可懈怠，若再拖拖拉拉，还要重罚。

绵课无奈，递折上奏，请求议处，其实是想推给别人，自己脱身。嘉庆帝不准，把绵课的花翎先行拔去，还让他加紧审讯，并以五月五日为限，到时再审不出来，定将他从严治罪。在如此严厉的督促下，绵课等人日夜逼供，鲍干方才承认，其实去年收印时并没打开查看，恐怕是行围路上就遗失了。

审讯结果上报后，嘉庆帝仍觉可疑：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只有正印匣有钥匙和钥匙牌，备印匣则无。如果行围路上大印丢失，那么既无钥匙，又无钥匙牌，负责收贮印信的鲍干怎么肯接收？于是下令再审。

直到四月二十四日，嘉庆帝才得知，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当他从承德秋围之后回京，路过巴克什营时，看守印信的书吏熟睡，印信连同印匣被窃贼乘机窃走了。这位书吏害怕，便买通鲍干，把备用匣冒混入库，鲍干又买通值班的书役，设置了行印在库被盗的假现场。这场并不复杂的案子再审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真相大白。

为了寻找偷印的窃贼，嘉庆帝多次命军机处督促直隶总督等大员，在古北口、巴克什营、密云一线穿梭往来，明察暗访，却一无所获。嘉庆帝无奈之下，只得命人重铸一个。至于原来的行营究竟被何人偷去，偷去何用，便再也无从得知了。

由于此案，管理部旗事务的年已86岁的大学士明亮，受到降五级的处分，兵部尚书和左、右侍郎，也都被摘去顶戴，或降或调。然而这个案子仍存在诸多疑点：对这个不算难查的案子，绵课等几个大臣怎么会严刑审讯了一个多月还审不出来，以致闹到情愿引咎辞职的地步？

所以，当时人对此就有诸多的揣测。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一书中曾记：他听兵部主事何某说，当时收取印信时，正轮到他值班，是何与另一满员亲手把印匣接过来的，印信确实还在。昭梿还记得有人说，这颗印信，是有人贿赂鲍干从库中窃走的，目的是相约举事，结果事尚未发，丢印之事就出来了。

因为不知道这事牵连到哪个，大臣们怕闹大，怕嘉庆帝因此而兴大狱，于是把事压下了，编造了印信在行帐中丢失的谎言来哄骗嘉庆帝。还有人说，此事过了不到一月，就有“贵人”父子相继暴死，其幼子也被偷偷藏起，恐怕与失印事有些关系，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