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教授的视角：中国经济将面临三个“边缘”

看朗教授的东西，常令人不安。

不是他的话语太惊悚，而是不清楚他所引用数据的来源，与主流媒体的数据相去甚远，所以，只能选择定向分析的可靠性，具体的数值大家自己去证实吧。

郎教授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最”这种事，都是文学家的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永远有可能处在最危险的边缘；而经济学需要的是在比较关系中下定义。

边缘就是断崖.。

但是，中国经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确是站在断崖边上了。

第一个边缘：土地出让金

郎教授提供了一组数据。

2007年，香港的卖地收入一共是623亿港元，而当年香港的GDP为16155亿港元，卖地收入相对GDP的比例是3.856%。我们内地呢？全国卖地收入是1.2万亿，GDP是25.73万亿，卖地收入相对GDP的比例为4.66%，已经超过了香港。2021年内地GDP是114万亿,全国卖地收入是8万亿,一下到了7%.

这个比例很严重吗？

不太重要，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地产经济的大印象，专家们会反驳，中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都市经济的繁荣，房地产功不可没，这一点完全正确。

但是有一个问题，谁是房地产的最大获益者，是否构成了良性循环？

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财政。

房价中的６０％是地方财政的收入，２５％左右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本，开发商的毛利润在１５％左右，这不排除早期的存地会有暴利，但是总体水平才是正举，万科这样的头部开发商，综合利润下来也只有８％左右;更多的开发商已在破产的边缘，都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万科上半年亏损,负债率为74%,去年统计房地产开发商的总负债率90%,今年总体应该是资不抵债了。

这可是真的到了边缘了。

第二个边缘：银行息差

郎教授的数据都比较古老，但大概念没问题。

他说：“央行规定的存贷利息差可以达到3%—3.5%。我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个还只是名义上的，只有地方政府、央企才能享受得到。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来讲，存贷利息差能达到7%。可是在美国、中国香港呢？这个利息差大约只有0.3%而已。除了赚取利息差，我们的银行还利用垄断地位收取乱七八糟的费用。”

其实，问题不在息差，现在要阻止经济衰退，息差想高也高不了；真正的问题是银行对企业利润的挤占。

银行是国家的，利率的高低是国家与企业在分蛋糕。

分蛋糕也要看对象，如果是国企，贷款利率已经很低了，为１．８％；如果是被友好地称之为＂自己人＂的民企是５％，还不一定拿得上额度，如果在通过金融中介下单，１５％也是常有的；中国现在还有多少企业能将利润做到１５％？

世界五百强中，最赚钱的前三十家，除了湾湾的台积电，一家中国企业也没有，进入排名的四家，都是银行；收利息的比做实业的赚钱，这是经济上的短视。

２０２３年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企业贷款不积极，缺钱也不愿意贷，因为竞争太残酷，利润空间太狭窄，这说明，银行的利差也到了边缘。

第三个边缘：实体经济的税率

郎教授认为实体店的衰败，并不是因为网络销售价格低，而是来自两个原因：一个是税太重，另一个是租金和员工工资不断升高。

的确有这个问题，但是孤立地谈实体店，并不是一个好的例证。

决定企业状态的是税率，不是网络销售。

中国是典型的高税制国家，企业能否欣欣向荣，直接与实际纳税额有关。营改增前，大家都赚钱，因为名义税收与实际税收有很大的差别，逃税漏税避税很普遍；营改增规范了市场，但是，也突出了高税制的压力；真要实打实的交纳，按现在的税率，中国企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太高了。

中国的企业税主要是增值税，实际上等于财政直接按营业总额抽租了９－１３％，这可以看做是“成本”，如果从利得看相当于企业收益的６５％以上；美国是收所得税，有赚就收，赔钱不收，综合税率要比中国低得多，所以，曹德旺一边赞美祖国，一边却把厂子搬到了美国。

营改增后，企业的利润被挤占，疫情三年下来，很多企业十几年老底子吃的干干净净，２０２２年民企利润下滑７％，２０２３年继续以两位数下滑，今年干脆增值税、个税齐头下滑了５％。

对企业来说，税率也到了边缘。

这三个边缘，表明生产者的收益被过度挤占，如果不能改观，必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