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文正”：古代文臣地位的金标准以及最高荣誉

李东阳，这位在明朝官场上屹立不倒的长青树，历经四朝风云。他在弘治八年进入内阁，直至正德七年退休，长达17年的阁臣生涯见证了他的辉煌。

然而，在正德年间，他曾因屈服于权阉刘瑾的淫威而心生惶恐。他担忧死后谥号会受到玷污，毕竟在明朝的谥号制度中，文臣的谥号能被追封为“文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正德十一年八月十七，李东阳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朝廷派遣杨一清前来探望。杨一清一眼看出李东阳内心的挣扎，出于对这位老臣的同情，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自明朝建国以来，还未曾有过文臣被谥为‘文正’的先例。我恳请朝廷能以‘文正’之谥来追封您。”

闻听此言，病入膏肓的李东阳瞬间振奋起来，他挣扎着起身，向杨一清叩首致谢。得知自己将获得“文正”的谥号，李东阳终于可以安心辞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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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文正”是评价文臣历史地位的金标准，能获得这一谥号的人寥寥无几。李东阳，作为大明王朝官场上的长青树，历经四朝，自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入阁至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退休，担任阁臣长达17年。

在正德年间，李东阳曾屈从于权阉刘瑾的淫威，因此在他退休后，内心一直惶恐不安，担心死后谥号受到影响。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八月十七，李东阳已病入膏肓。朝廷委托杨一清前去探望。杨一清看出李东阳内心的煎熬，于心不忍，于是透露：“自建国以来，还未有文臣被谥为‘文正’，我恳请朝廷能以‘文正’之谥来追封您。”

得知自己将获得“文正”的谥号，李东阳激动不已。他挣扎着起身，向杨一清叩首致谢。能够获知自己的谥号为“文正”，李东阳终于可以安心辞世了。

在北宋之后，确实有一些文臣获得了“文贞”谥号，其中包括明朝的杨士奇和徐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贞”与“文正”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和价值却大相径庭。尽管“文贞”在谥号中也有很高的地位，但与“文正”相比，其含金量显然要逊色不少。因此，尽管杨士奇和徐阶获得了“文贞”谥号，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却无法与获得“文正”谥号的文臣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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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臣子获得谥号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然而，那时的谥号控制非常严格，只有国君才有资格获得谥号，普通臣子是无法获得的。秦朝时期，谥号被废除，这一状况直到西汉才得以恢复。不过，西汉时期对于谥号的授予门槛极高，只有异姓王和列侯才有资格获得。

到了东汉时期，获得谥号的人群开始扩大，但很多获得谥号的人是那些祸国殃民的太监和没有能力的外戚，这导致谥号的含金量大打折扣。

直到唐朝，谥法得以规范化，获谥资格、定谥程序以及赐谥标准等方面都得到了明确规定。在唐代，“文正”这一谥号被授予了四位大臣，他们分别是魏征、陆象先、宋璟和张说。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曾担任过宰相，可见想要获得“文正”谥号，担任宰相是一个必备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张说的谥号存在争议。虽然他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且在文坛上享有崇高地位，但他脾气暴躁，并有一些贪财好色的行为。这些行为使得他的谥号“文正”备受争议。

综上所述，谥号作为对臣子历史地位的肯定和表彰，其授予标准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有所变化。从周朝到唐朝，谥号的授予从国君的专属逐渐放宽，但同时对于谥号的标准和要求也更加严格。在唐代，“文正”这一谥号的授予不仅需要担任宰相的高官职位，还需要在道德、才能和贡献等方面达到极高的标准。

张说在去世后被赐予“文正”谥号，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由于他在性格和行为上存在一些瑕疵，这使得他的谥号备受质疑。为了平息争议，唐玄宗皇帝亲自出面，以强有力的手段压制了不同的声音，最终确定了张说的谥号为“文正”。这一事件表明，谥号的授予不仅是对逝者的肯定，也是对历史地位和贡献的认可。尽管争议颇多，但唐玄宗的决策最终还是维护了谥号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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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作为文治的巅峰朝代，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数量相对较多，总共有9人。这9人分别是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

其中，李昉的“文正”谥号主要得益于他的资历和寿命。他出生于后唐时期，历经后晋、后汉、后周，直到北宋时期才担任宰相长达10年。作为五代十国的活化石，他在致仕之后仍受尊重，每次朝会宴饮，他仍位列宰相班次之中。最终，他在72岁时因陪同宋太宗祭祀时不慎摔倒而逝世。考虑到他的年迈和贡献，他被赐予“文正”谥号，这也体现了宋代对老臣的尊重。

范仲淹的“文正”谥号则是毫无争议的。他的品德、才华和贡献都使他成为谥号为“文正”的不二人选。如果他的谥号不是“文正”，那么这个谥号的存在意义可能会受到质疑。

总体来说，宋代对于“文正”谥号的授予相当严格，只有那些在文治上有重大贡献的大臣才能获得这一荣誉。这也体现了宋代对文化、教育和道德的重视，以及对文臣的尊重和嘉奖。

至于司马光，他的成就和影响可以说是铺就了一条前行的道路，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然而，也正因为他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后来者很难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挑战他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可以说司马光走完了自己的道路，却也为后来的学者和思想家设置了某种局限，使得他们难以逾越或颠覆他的思想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王曾这位传奇宰相。他在执政期间与皇帝和太后都曾有过不和，甚至可以说把他们都得罪得很彻底。但令人惊叹的是，他死后仍被授予了“文正”的谥号。这一谥号通常是对大臣品德、才能和贡献的极高评价，因此，王曾能获得这一谥号实在是出人意料。这表明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得到了足够的认可。这一事实展示了谥号授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揭示了历史评判的多维度和多样性。

在元代，有6人获得了“文正”谥号，他们分别是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和贾居贞。虽然元代社会治理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们依然在各自的领域有着杰出的表现。耶律楚材作为元代重臣，他的政治智慧和贡献在当时备受认可。其他如吴澄、刘秉忠、许衡、廉希宪和贾居贞等人，也在各自的领域有着卓越的表现，他们的品德和才能都达到了“文正”谥号的标准。虽然元代社会治理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们依然展现了他们的才华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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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对于“文正”谥号的赐予标准非常高。有明一代，真正获得“文正”谥号的只有两人，即李东阳和谢迁。这两位都是弘治中兴时期的内阁宰辅，被誉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然而，另一位内阁重臣刘健虽然忠于职守，却未获得“文正”谥号，而是次一级的“文靖”。这是因为刘健逝世时正值大礼议之争后的君臣对立矛盾突出的时期。另外，方孝孺和倪元璐虽然也有资格获得“文正”谥号，但情况比较特殊，他们都是在南明弘光时期被追谥为“文正”。

到了清代，谥号“文正”的有8人。其中，汤斌以清正廉明著称，被誉为“理学名臣”，但实际上在政绩成就上并不算高。刘统勋、朱珪、李鸿藻等人则是有足够的资格获得“文正”谥号。曾国藩则无需多言，他的功绩和才能都足以让他获得“文正”谥号。总体来看，清代谥号“文正”的大臣中有部分名不副实，含金量并不算高，相比之下，明代和清代的“文正”谥号含金量更高一些。

关于曹振镛的“文正”谥号，实际上是名不副实、德不配位。作为历仕三朝而不倒的重臣，他曾公开宣扬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这种行为只是迎合皇帝，在任上并无实际作为，可以说是高配版的清朝孙连城。

同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严重不足。《清史稿·曹振镛传》只有七百字，可见其传记之简略。

至于杜受田和孙家鼐获得的“文正”谥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任了帝师。尤其是杜受田，他的谥号是咸丰皇帝直接赐予的，未经廷议。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三位重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在死后并未获得“文正”谥号，而是分别得到了“文忠”、“文襄”、“文襄”的谥号。这是因为这三人曾经与朝廷产生过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综上所述，谥号的授予不仅仅是对逝者生前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其历史地位和贡献的认可。而谥号的评选和授予也并非是绝对客观和公正的，它受到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谥号的评价和讨论也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不能简单地以谥号来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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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这些获得“文正”谥号的人，无论是否名副其实，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存在和贡献，无疑为中国的历史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虽然谥号的授予标准和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些人都以其独特的贡献和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获得“文正”谥号的人，都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