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收缩的经营环境中：又如何创新？

在中国的学者中，林毅夫多少有点凯恩斯；而张维迎多少有点哈耶克。

这两位也是辩论的对手，相比之下，林毅夫的观点更为政策所接受，因为，办公室精英本来就有强烈的干预的冲动,林毅夫的经济可以说就是政府主导的,干预性的经济；而张维迎是专挑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所以，也已经习惯了坐冷板凳。

刺激消费能推动经济增长吗？

在《财经》杂志王波明主办的一个对话中，北大的张维迎认为从三驾马车的角度分析经济不是什么好方法，还是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不从三驾马车的角度分析经济,又在哪直捣黄龙切入点?他的视角是创新驱动，尤其反对立足于老百姓的消费谈经济增长,刺激消费完全是本末倒置。这个说法是一种错位，不立足消费立足什么?你创新了新一代的电动汽车,动力是什么?是有人消费,不是去展；张教授想表达大约是不应该去刺激，仿佛让老百姓花光了口袋里的钱，去救中国经济；至于三驾马车的分析是结构性的平衡，不平衡了，消费追不上生产的增长，那就不是什么创新的事，是经济会不会出现大萧条了。

在某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部分地是哈耶克的对立面。

凯恩斯强调国家干预，这在形式与中国的国家主导方式很契合，但是，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契合，凯恩斯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他的干预不是所有制意义上的干预，这与中国的背景完全是两回事。

严格地说，哈耶克也不完全与凯恩斯是水与火的较量。但是，他明确地反对政府过度的干预，因为会降低市场的自由度，失去了充分竞争的平台，而经济的、市场的不自由，最终会走向社会与政治的不自由，从而有了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

那么，经济的增长到底靠什么，更实际点，中国经济现在的突围到底靠什么？

如果说不谈三驾马车，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在投资、不在贸易、也不在消费，那就是撇开了工具性，强调的是原理性认知，于是，张教授把经济终极的驱动力归结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也太思辨了，这与马克思、哈耶克都有一个相同之处，这就是从经济的起点，进入到哲学性的归结，往往不能解决经济中的具体问题。

有人落水在挣扎，他告诉你关键在向往自由的精神。这正确吗？完全正确；这有用吗？在大多数情况是延长了五分钟的生命周期。原理代替不了实践，不管是谁发明的原理。没有谁是抱着《通往奴役之路》发财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可以定义经济的高增长吗，可以推动时代级的创新比如人工智能吗？完全不可能，因为按照剩余价值学说，扣除了不变资本的等价投入，剩下的利润全部工人，就分掉了创新的投入，创新就归零了，创新不是不变资本Ｃ，它一定要在剩余价值中提取。华为现在的研发投入，是年利润的五倍，如果都全体员工“共享”了，世上将不再有华为。

张维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也不好使，离开了三驾马车的在一个特定国家的结构性最优比，不要说创新了，可能要面对的是企业大批倒闭，进入负债表衰退的长周期，这时你和企业的小老板们谈创新，那就成了书呆子。恒大也想创新，同样是负债率过高，恒大是跨界创新，万科是业态优化，正如王石所言：转战电动汽车是要钱的。本身就是流动性出了问题，与累进投资新产品，死的更快。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可以谈，但它也不是本，更根本的是运行机制与营商环境。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张维迎谈经济学时处处透着哈耶克的经济哲学理念，两人都是完美主义者；哈耶克从完美的人性，推出权力意志的肮脏；正如马克思从完美的人性，推出资本的肮脏；而张维迎是从完美的人性，定义了企业家创造性的自由本质。

但是，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抽象的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富于想象力的小孩子们的天马行空；它是被逼出来的。谁逼的？是市场。

中国的现实接近凯恩斯主义，行政干预也越来越。

投资拉动经济本身就是计划驱动，也是政体的驱动，市场通过“一业一企，一企一业”的国家资本控盘，必将削弱市场调配作用，打破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

这决定了在近十年，民企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无法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在行业准入上，国企的烟草、石油、军工、航天、通讯、金融……，拉起了一道道禁区，而全国供销社五万个门店将漫布全国，未来主要行业都将有一个国字头的超级航母。

这些动作，决定了民营从市场经济的基本盘，退步于公有经济的补位，进而又将退回到改革初期的“百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张维迎的“企业家精神”很可能成为空洞的标签

企业家缺少创新的市场经济土壤，它们的生存空间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

请问：

一个被生存压得无法深呼吸的企业家，又如何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