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读凯恩斯

20世纪的经济学家，如果说选出若干位其思想对世界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恐怕很少会有人否认：出身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应该排在这张名单的最前列。

即便是凯恩斯在学术上的重要对手，同样对20世纪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也曾这样表示：“他是我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这个世界没有他将会变得更糟糕。”

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生于1883年，他从小就生活在剑桥大学的学者圈子中，他的父亲内维尔·凯恩斯是剑桥大学的教务长。梅纳德·凯恩斯在其青年时代，既享受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也沐浴着来自当时世界文明巅峰的知识氛围。

一切的改变来自30岁之后。1914年，一战爆发，凯恩斯随后不久进入了英国财政部。战争让他看到了文明的危机，也让他看到了经济和金融对世界的真正重要性。1919年，这位对《凡尔赛和约》倍感失望的英国财政部的谈判代表，愤而辞职，写下了著名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从此名扬天下。

1929年，经济大萧条笼罩世界。但此时的经济学界宗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人们的头脑被自己创造的信条给束缚住了。凯恩斯非常不满，写下了这样的名言：“从长期来看， 我们都会死去。如果在暴风雨来临的时节，经济学家只是告诉我们一旦风暴肆虐足够长的时间后，大海会再次恢复平静，那么，这群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也就太简单、太无用了。”

但是，凯恩斯很快意识到，只有从理论上对旧有的理念作一番深刻的分析和变革，才能真正改变这种经济萧条的局面。这就有了后来开创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诞生。后来，这部著作还催生了一系列以凯恩斯命名的经济学流派：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等等。即便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如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也都不可能对凯恩斯完全无视。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代宗师小罗伯特·卢卡斯就曾说过：“我想人人都是藏而不露的凯恩斯主义者。”

遗憾的是，凯恩斯越是盛名在外，人们对他的误解也就越深。正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在最近所写的新作《重读凯恩斯》中所言，“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以来在经济学中的影响无人超越凯恩斯，但是直到今天，很少人认真地去读凯恩斯的原著”，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在于凯恩斯思想的深邃，也可能在于他的著作的晦涩。据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能够读懂它的人都不超过5个。甚至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当时的美国几乎一个人能读懂的也没有。

《重读凯恩斯》，韦森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版

但实际上，凯恩斯的思想却被我们一再提及，正如他的传记作家斯基德尔斯基所言：“思想是不会很快随风而飘去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继10年前韦森教授出版《重读哈耶克》后，他此次重读凯恩斯，有两个突出的看点：一是经过10年的苦读，韦森教授充分梳理了凯恩斯的货币与经济理论，提出了自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二是他本人在凯恩斯思想的启迪下，就货币问题所作的深刻思考。全书写得酣畅淋漓，对不了解凯恩斯或者对凯恩斯思想存有偏见的人，此书很值得一读。

要理解凯恩斯的重要性，就必须理解货币对经济而言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凯恩斯终其一生都是一名货币经济学家。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货币既是生产的起点，也是生产的终点。放弃货币所代表的流动性，就是在启动社会的生产过程，而生产过程则以人们回笼货币，重新拥有流动性而结束。因此，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生产的货币理论。韦森教授对凯恩斯关于货币的理论所作的梳理，是抓住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关键了的。

我在过去10年中，做了一点关于凯恩斯著作的翻译工作，即把凯恩斯生前审定出版的11部著作，悉数译为中文，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为名出版。目前这项工作已经接近尾声，2024年全部交稿后，2025年可望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齐。

《货币改革略论》，凯恩斯 著，李井奎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版

这部11卷的文集中，有一部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那就是凯恩斯早年所著的一部数学著作《概率论》。这可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大学都在教的概率统计中的概率论，而是一部从逻辑学的角度探讨人类的一般推理形式——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专著。在这部书中，凯恩斯给出了他日后在《通论》中的方法论基础。

在凯恩斯看来，人类的知识来源有三个：

一个是人们的感觉所给出的材料，比如我们目之所见、耳之所得等等，这些可以叫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接认识；

一个是我们通过逻辑所确立和推论出来的知识，比如我们有了三角形的概念之后可以通过底边和高来得出面积公式，面积公式就是我们确立的命题，我们在不同的量之间建立了逻辑上的联系，这些可以叫做我们的直接知识。

但除了这两个知识来源之外，还有就是第三类知识，这类知识表达的是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可能性关联，比如“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前一句是一个事实判断，后一句是另外一个事实判断，这两个判断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这一归纳的确信程度，凯恩斯称这种确信程度为概率关系，而概率关系的总体就是间接性知识。

凯恩斯认为，人们看取世界的方式是归纳式的，因此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就不应该不给归纳推理以一席之地。这种思想最终也体现在他的《通论》之中。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来我还会撰写专门的论著来讨论。

也许，这部《概率论》中文版的问世，是我的工作可以为韦森教授提供一些补充的地方。

很多人以为，凯恩斯是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代表，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对他多有挞伐。他们常常错误地引用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这段话：

由此，他们批评凯恩斯，把他视作政府干预派的鼻祖，而不断受到谴责。实际上，这都是因为对凯恩斯的误解所致。凯恩斯所着眼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财富生产功能是解救人类文明于危殆的关键因素，倘若政府放任危机而不管，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将会失掉人们的支持，从而使人类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很少有人知道，凯恩斯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凯恩斯说这番话时，正是他从二战后奔走于英美为英国乃至欧洲和世界的复兴殚精竭虑之际，他在英国众议院讲完这番话后不到半年，凯恩斯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传记文集》，凯恩斯 著，李井奎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版

今天，世界经济似乎又在经历另外一场经济寒冬。此时，我们重读真实的凯恩斯，也许能够让我们就经济何以至此而有一番更为深刻的反思吧。

（作者李井奎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主攻方向为因果推断、法律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为国内知名的凯恩斯研究专家，独立翻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另著有《大侦探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因果推断革命》《在哈佛看美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