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党争的转折点与拓边活动的相互影响

雍熙三年（986），宋军败于歧沟关，立国以来的经略幽燕计划实际上宣告破产。

军事上的失意让宋太宗将目光转向内政，开始“力崇儒术”，文人的地位逐渐提高，而文人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战言论也开始甚嚣尘上。

真宗时期的契丹南牧与仁宗时期的元昊叛宋，最后以澶渊之盟、宋夏议和的形式草草收场，背后都离不开持反战论臣僚的推动。

仁宗后期，局部性的拓边活动虽然已经开始进行，但最高决策者仍然坚持防守与和议，反战论也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之后的熙宁、元丰时期，神宗“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对内实行变法，对外积极拓边。

与此同时，反对变法、拓边的官员，包括前朝留下的顾命宰执群体也相继被贬黜。一言以蔽之，与此前相比，熙宁、元丰时期的国家政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么，国家政策的变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最明显的就是党争的激化，对于“宋代党争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

经略横山由来已久，早在仁宗时期，刘平、范仲淹与韩琦等人均曾提议占据此地，以形成宋军在宋夏战争中的优势。

然而，这一计划直到神宗朝才得以实现。熙宁时期，围绕横山的归属，宋廷连续发动了两次战争，取得一胜一负的成绩。

此后，在王韶的建议下，宋廷又将目光投向河湟，旨在“断西夏右臂”。值得注意的是，熙宁时期的拓边行动，受到朝堂新旧党争影响甚巨。

大体而言，新党多支持拓边，持反战论者多为旧党，因而拓边与变法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呈现出混溶的局面。故此，主持拓边战争的武将难免卷入党争的漩涡。

神宗即位之初，就确立以西夏为主要拓边目标，并很快迎来了用兵契机。治平四年（1067）六月，知清涧城种谔，向朝廷提出招抚绥州嵬名山的计划。

他认为夏主李谅祚，准备将绥州部族迁往兴州的举动，使嵬名山心生疑虑，准备投向朝廷。神宗对这一计划颇感兴趣，于是召见尚在汴京的陕西转运使薛向，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薛向之所以能够被神宗召见，源于他长期在陕西任职，对西北边事了如指掌。

英宗时期，他向朝廷上奏《西陲利害》十五篇与御边五利，认为朝廷应该在对夏关系上更加强硬，“禁其市易，绝其盐利，行浅攻之术”，被时为皇太子的神宗“见而奇之”。

薛向面见神宗后，极力赞同招纳嵬名山的计划，并希望神宗给嵬名山官职、田地与宅院，“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

与此同时，刚刚出使西夏返回的高遵裕，也上书支持招纳嵬名山，以吸引横山部族，并将神宗的谕旨带给种谔。

高遵裕为高琼之孙，高太后之叔，属于武将世家。他之所以积极参与招纳计划，大概与家族的仕宦生涯正日趋没落有关。

宋太宗为了巩固自己在军中的势力，拔擢了一批潜邸亲随，高琼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

高琼扈卫太宗征太原、力劝真宗入澶州，对赵宋政权的统一与稳固发挥了重要作用，生前即为节度使，死后更被追赠侍中。

除了高继勋，高氏第二代的武阶，主要在诸司正使与横行正使徘徊，尚属于中级武将行列。

到了第三代，高遵裕年过四十，尚只是供备库副使；高太后父高遵甫，生前也不过北作坊副使，都属于诸司副使；高遵惠更只是供奉官，属于小使臣行列。

而高家想要再现乃祖的荣光，除了在婚姻上有所期望之外，对边功的追求也是必不可少。换言之，维持将门不堕成为高遵裕对夏强硬态度的主要原因。

得到来自神宗的授意，种谔加快了招纳进程。治平四年（1067）十月丙辰，折继世率领宋军从清涧城先行出发。

戊午，与种谔率领的军队汇合于怀宁寨。庚申，宋军进入绥州城，并开始筑城。壬戌，折继世进入银州，嵬名山举族归附。

短短八天时间，种谔不仅击溃了西夏军队的数次反击，而且还成功在绥州筑城，使延州北部边防有了保障。

种谔能够指挥军队迅速占据银、绥州，实有赖于种氏家族的传统。宋夏战争中，宋军屡战屡败，当时朝廷认为东兵不能战，唯有依赖蕃部，所谓“熟户者，边陲之屏翰也”。

遂大力推行招抚蕃部策略。而种谔之父种世衡，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清涧城时“间出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与所服带。尝会客饮，有得敌情来告者，即以饮器予之，繇是属羌皆乐为用”。

在蕃部中有极高的威望。范仲淹对他也赞赏有加，认为“非世衡，则属羌不可怀”。

种谔之弟种谊与蕃部关系也十分密切，青唐大将鬼章连接洮、河蕃部，准备推翻宋朝在熙河的统治，“应之者十已七八而人不知也，知岷州种谊独刺得其情”。

一言以蔽之，种家有着经营蕃部的传统，且在蕃部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正是因为种家在招抚蕃部上的辉煌成就，使得种谔能够得到嵬名山与蕃部军队的信任，从而成功招降嵬名山，进占银、绥州。

此外，拓边活动并非少数英雄人物的成就，“首开边衅”的种谔背后隐然有着一股支持拓边的地方力量。除了上文提及的薛向、高遵裕以外，尚有府州折氏、绥州高氏等西北武将世家。

首先是府州折氏。折氏属党项族，“世为云中大族”，从唐末五代时期就扎根于府谷一隅之地。入宋之后，折氏又世袭知府州之职，在防备契丹与控遏西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府州的风俗来看，其地“近边而民知战”，其民“不满十岁，皆谙武艺”。在这样的环境下，折氏养成了好尚武力的风气，代代为将，至有“折家将”之称。对于将门来说，追求边功乃必然之事，折氏也不例外。

传统观点认为是种谔首先提出收复绥州嵬名山部族。而实际上，首先提出的是折继世：

嵬名山之内附，继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憨报种谔，谔用是取绥州。

可见，折继祖最先知道嵬名山有内附的想法，并派遣其子折克憨向种谔汇报，种谔因此才提出收复绥州的计划。那么，为什么折继祖是最先知道的人呢？

根据《长编》引《司马光日记》记载：“熙宁四年十月十三日，吴积曰：‘威名沙克弟亡在折继世所。’”按：威名沙克即嵬名山。

其弟夷山当时正在折继世居所，知道兄长处境不妙，有归附宋朝之意，就充当了嵬名山与折继世的联系人。

此后，种谔领兵取绥州时，折继世也与种谔一起，并率先进入银州，降服嵬名山。

赵禼曾提及折继世对种谔的重要性，“谔贪狡，所为皆取谋折继世。继世庸奴，利在兵兴营私计”，强调折继世是种谔兴兵的谋主，而折继世主张兴兵是为了谋战功，求晋升。

其次为绥州高氏。高氏“为河西大姓，世有显功”。从其发源地来看，他们应该与府州折氏、丰州王氏等都属于党项人。

太宗时，高文岯举绥州投向宋朝，真宗放弃绥州后，高氏遂离开故地，散居于石州、延州与晋州，但高氏对回归祖居一直念念不忘。

种谔取绥州，高氏第三代高永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永能生长于清涧城，同为武将，与种氏关系应当不错。

同时，高家世代为州将，“所领多故部曲”、“远近喜言其事”，在绥州一带仍然具有很高的威望。

知道嵬名山有归附意后，高永能多次向种谔建议收复绥州。治平四年（1067）十月，种谔“发永能兵六千先驱”，在绥州修筑完毕后，又任命他“治绥德城，辟地四千顷，增户千三百”，使阔别绥州近百年的高氏家族重新回归故地。

上文主要对进取横山推动者与支持者作了一番梳理，似有将拓边活动描绘成大势所趋的图景。

其实并不尽然，自仁宗以来的反战论仍然很有市场。从谋划招纳嵬名山到种谔筑城绥州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持反战论的大臣就没有停止过反对与抵制拓边活动。

早在种谔取绥州之前，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就上书反对招纳嵬名山，司马光认为，李谅祚虽然时不时会“诱掠熟户，惊扰边民”，但西夏仍然承认是宋朝的藩臣。

换言之，以往宋夏边境小规模骚扰不断，但并没有起大战事。而种谔招纳嵬名山、筑城绥州的举动可能会刺激谅祚的神经，把西夏推向宋朝的对立面，使宋夏再起战火。

郑獬进一步提出，如果宋夏走向战争，则国内“万一有奸雄之徒窥隙而乘之，啸为盗贼，小则剽屋庐，大则跨郡县。于此之时，溃烂而不救，则于社稷生灵得无有负乎？”提醒神宗擅兴边事的危险。

司马光希望神宗暂时放弃拓边意图，罢用拓边派，先修内政而后经略四夷，但神宗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将司马光调离御史中丞之位。

除了庙堂之上，反战派在西北边臣中也颇有势力。种谔的两位上司陆诜、贾逵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鄜延路经略安抚使陆诜是一个信奉“边陲当安静”的人。

他早年通判秦州之时，就对范祥筑城古渭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是“劳师屯戍，且生事”。在南方任职时，也是以稳定慎重著称。对于种谔的招纳计划，他从一开始就没同意。

在神宗的授意下，种谔直接率军收复银、绥州，并没有知会这位上司。陆诜得到情报后，十分生气，在给文彦博的书函中称“开辟以来，未有此也”。

依据宋代的法律，种谔没有得到主帅的命令而任意调动军队，将被处以斩刑。

陆诜“欲理谔不禀节制之状”，准备从重处罚这位不听指挥的部下，但神宗为了拓边顺利，很快将他调往其他路。

种谔的另一位上司——鄜延路副都总管贾逵。贾逵武人出身，曾跟随狄青南征侬智高，此时已经位居马军副都指挥使，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元老宿将，他也不同意种谔取绥州之举。

贾逵批评种谔为了贪功而妄开边衅，不仅不能为朝廷谋利，反而带来诸多负担。何冠环先生认为，他的上书对种谔很不利，扩大了宋廷文臣对弃守绥州的争论。

从之后贾逵的经历来看，他似乎和旧党交往颇深。旧党成员刘挚称赞他“宠禄倚任，克有始终……严而不苛，宽而不弛”，这与新党王安石批评他败坏军制的说法大相径庭。

绥州地势险峻，据无定河要道，是鄜延路北部门户。正如反战派所料，收复绥州的举动刺激了西夏的神经，夏人先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人，又调集重兵准备入侵宋朝。

形势越来越脱离了神宗的掌控，“度其彼中事势，大叚孤弱，独种谔倔强，以数千之众守一空城耳，于大事必以难就……谅祚所点起兵数，亦甚众多，必卒未有期休散”。

神宗已经意识到举事的仓促，尚没有准备好与西夏全面开战。同时，反战派成员的舆论力量与对拓边派的攻击也越来越强。

治平四年（1067）十一月，郑獬上书请求严惩拓边派，此后，文彦博、杨绘、滕甫以及郭申锡等反战派纷纷上书神宗，要求严惩种谔等人。

即便对拓边活动颇为赞同的宰相曾公亮，此时也只能明哲保身，不敢为种谔等人求情。在内外压力下，神宗不得不对拓边派进行严惩，以平息朝堂纷争和修复宋夏关系。

先下诏将种谔囚禁长安狱，熙宁元年（1068）二月，又将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随后，薛向“亦罢知绛州，再贬信州”、高遵裕“降为乾州都监”。

拓边派经略横山、尽复“河（黄河）南”之地的宏愿也只能暂时搁浅，等待下一次再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