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有批来自非洲的黑人，因擅长一事受到重用，后人现居中国一省

在人类起源的众多假说之一——非洲起源假说中，最早的非洲智人既非起源于后来形成文明的尼罗河流域，亦非起源于气候和地理更具优势的非洲中南部区域，而是起源于气候相对恶劣的刚果河流域。德国考古学家吉尔伯特于2008年发表在《化石》期刊上的文章指出：“对非洲黑人粪便化石的碳同位素定年测试，确定了最早的非洲智人出现在距今约二十一万年左右，而与非洲其它地区人类DNA对比发现，生活在刚果河流域的人，拥有最多的重合特征。”当然，这支黑人似乎并没有迸发出什么文明，也不知道他们的迁徙是否与古埃及文明的形成有关。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承载的是“文明”二字，然而起源问题，是与尼罗河关系不大的。

地域方面，非洲大陆与西亚关系最近，其次是欧洲。在古埃及学中确定无疑的非洲大陆与西亚大陆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中国的商朝。《古埃及与卡迭石战役》载：“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王朝争夺约旦河东岸的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正面效应，这两块仅为西奈半岛隔绝的大陆，从此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文明碰撞。古埃及带来了他们伟大的圆柱建筑（就是后来在希腊神庙中迸发的建筑艺术）和荷鲁斯神，赫梯则带去了他们的法典（《赫梯法典》）和泥土浮雕技术。”非洲文明与西亚文明碰撞后，接着与整个欧洲碰撞。先是克里特文明中闪烁的非洲魅影，后是线性文字A与古希腊文明的碰撞，最后是托勒密王朝的崛起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悲鸣。

然而，无论非洲文明与西亚和欧洲怎样碰撞，似乎也与中亚和东亚搭不上边。中亚地区绵延的荒漠与昆仑山脉的海拔，始终将外族的脚步抵挡在外。在中国文书史料记载中，黑人大规模出现在唐朝时期。《旧唐书》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号为昆仑”，但所谓的昆仑奴，也绝非来自非洲的黑人，而是来自中国南部或南亚地区的肤色较黑的人，很可能与低纬度高日晒有关。南宋赵汝适在《诸藩志》中有一条确凿的有关非洲黑人记载：“其人自大秦（罗马帝国）以西，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体大，诱以食而捕之”，其中“来自大秦以西”、“体大”，分别在来源地方面以及体格方面，与昆仑奴和僧祗奴等南亚地区黑人区分开来。然而《居延汉简》的发现，将非洲黑人出现在中国的最早记录，又提前了数百年。

上世纪三十年代，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居延遗址地区，发现了一批汉代简牍。简牍出土量多达一万余枚，主要记载了西汉武帝至东汉光武帝时期的档案和文书，其中有几条记载这样写道：

简牍原文（原文无标点）：

[1]子大男辅，年十九岁。辅妻南来，年十五岁。皆黑色，发卷。高七尺至七尺七寸。

[2]妻大女，年卅二。子小男广宗，所十二岁。子小女女足，年九岁。皆黑色，发卷。高七尺至七尺七寸。

简牍译文：

[1]男子的长子名叫辅，十九岁。辅的妻子名叫南来，十五岁。都是黑色皮肤，头发卷曲。身高都在七尺到七尺七寸之间（汉代即为168厘米到178厘米高）。

[2]妻子的大女儿，三十二岁。男子的小儿子名叫广宗，十二岁。男子的小女儿名叫女足，九岁。都是黑色皮肤，头发卷曲。身高都在七尺到七尺七寸之间。

身高和肤色，是将这支黑皮肤人区别于当时亚洲地区人种的主要特征。身高方面，纬度越高，平均身高越高。所以北方人身高普遍高于南方人。汉朝时期，中国人平均身高最高者，主要分布在当时的西北和东北部地区。《肩水金关汉简》记载了当时西北地区人们的普遍身高，例如：

简牍原文：

[1]居延亭长平明里不更张广，年廿三，长六尺四寸。

[2]居延西道里陈毋房，年卅五岁，长六尺三寸。

简牍译文：

[1]居延的亭长（官名），平明里（地名）不更（官名）张广（人名），二十三岁，身高六尺四寸（150厘米-155厘米之间）。

[2]居延的西道里（地名）陈毋房（人名），三十五岁，长六尺三寸（150厘米-155厘米之间）。

类似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引例中的两人，张广和陈毋房，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三十五岁，都是成年人，也都有代表性。这些身高反映的，是当时汉人的普遍身高在160厘米这一级别，而历史记载中一些身高七尺甚至八尺以上的汉人，在当时相当罕见。那么，居延汉简中平均身高在168厘米到178厘米之间的黑色人种，显然不是汉人。

除了身高方面，另一个明显区分于汉人和当时中国北部、西部的匈奴、西戎的，就是他们的肤色。前文说过，中国历史上相对广泛出现黑人的时期，是唐朝时期，而当时的黑人，也主要来自南亚，只有极少数来自非洲。《资治通鉴》载：“（唐）贞观十年，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新唐书》载：“甘棠，大海之南国也”，指的是现在南亚印度、尼泊尔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然而，这些地方的所谓“黑人”，主要是原始澳大利亚人，蒙古利亚人，以及达罗毗茶人，即人种原因相对次要。而地理分布，光照日晒，才是造成他们皮肤黝黑的主要原因。况且，这些生活在南亚地区的黑皮肤人，怎么可能大量出现在西北地区呢？

最困扰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并非东亚出现非洲黑人，而是他们如何来到东亚的。自古及今，由非洲至东亚的陆路，只有两条。由非洲进入西奈半岛，沿地中海东岸北上，经过以色列、叙利亚，绕过阿拉伯沙漠，到达两河流域。然后向东到达黑海南部，再横穿伊朗，到达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此时，横亘在正东方的是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北是进入中国的第一条线，以南则直接进入天竺。若要从南部一线进入中国，需要穿过整个印度和孟加拉国，到达缅甸，再经缅甸北上，因此难度很大。一些唐朝来华的非洲黑人，的确经由这条线路来到中国，但汉朝时期，经此来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由北道向东，进入中国的。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两千年前，非洲黑人自然不会因为探险或远征来到中国。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奴隶贸易，偶然来到中国的。与通常认为的不同，非洲奴隶贸易，并非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两千多年前，非洲和当时的罗马帝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其它地区一样，都经历过奴隶制阶段。不过，非洲本土的奴隶制不同于当时“文明世界”的奴隶制，非洲更多是“部落奴隶制”，无论在制度深刻程度和社会规模方面，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样。美国历史学家雷诺兹在《非洲史》中写道：“早期非洲的奴隶制，是以自然崇拜为主的、朴素的部落内部奴隶制度。由于部落之间距离遥远，这些奴隶往往终其一生都没有踏出过部落边界，只在部落内部供长老和祭祀阶层驱使。”

这些非洲地区的奴隶，是被外部势力带出非洲的。恩格斯曾说：“非洲早期的奴隶，主要是经阿拉伯商人之手离开非洲大陆的”。这些阿拉伯商人，最初可能只是需要非洲人作为他们的免费劳动力，即以类似于私人奴隶的性质对他们进行奴役。例如，让他们搬运货物，驱赶马车，有时也让他们互相角斗。“角斗”是非洲黑人由纯粹的免费劳动力向商品转变的重要一步。由于一些格斗奴隶实力强大，成为角斗士中的稀有者，引来角斗主的关注，于是，买卖即奴隶贸易产生了。奴隶贸易一旦产生，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商人之间的买卖，立刻就会让黑人的流通速度加快，极有可能的是，第一批来到汉朝的黑人，就是通过不断的奴隶贸易实现的。

中国古代非洲黑人，因为擅长一件事而受到重用。《萍洲可谈》载：“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徒。”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体格魁梧，力大无穷。“可负数百斤”是什么概念，不言而喻。这些来到中国的黑人，主要在官私两方面为时人所用。因其能负重，在修建当时的边塞工程以及边塞屯田中作用很大。《汉书·西域传》载：“地节二年（前68），有累重敢徙者……皆黑色，……与渠犁田士卒一千五百人皆往田”，说明当时的西域屯田中，就使用到这些黑人。同时，根据《萍洲可谈》的记载，黑人“性格淳朴，是‘不逃徒’”，这也是他们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可以想见，在私人驱使方面，他们也没有少派上用场。当然，他们也无处可逃。

这些黑人来到汉朝后，逐渐定居并繁衍生息，其后代也逐渐在西域的土地上被同化。《东非现代人种的非洲起源》中写道：“关于东亚人身上的非洲血统情况，在对1.2万条染色体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当然，这些遗传标记，有一部分是属于早期非洲人向世界各地迁徙造成的，而这批汉朝时期的黑人，其后代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与新疆接壤处，继续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