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不平的“棱角”（图）

本文转自：天津日报

历史随笔

磨不平的“棱角”（图）

清风慕竹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荣登进士榜，正式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他很早就立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人生理想，因而一登场便展现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范仲淹起初虽在地方任职，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别人都是私下议论，发发牢骚，痛快痛快嘴，而他却是公开议政，直达天庭。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向朝廷上疏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他的万言书得到了时任宰相王曾和枢密使晏殊的赞赏，在他们的举荐下，范仲淹被召入京，任职秘阁校理，虽然这只是负责皇家图书典籍校勘和整理的职位，但却是进入朝廷权力中枢的重要一步，只要能稳扎稳打，不愁一个光明的政治前途。哪料想，范仲淹一出手就得罪了大权在握的皇太后。

天圣七年，十九岁的宋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此举甚为不妥，因为它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于是他全然忘记了图书管理员的身份，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奏疏报了上去，却没有任何回音。范仲淹干脆又上书刘太后，请求她还政仁宗。原来宋仁宗13岁登基，太后刘娥以皇帝年龄尚小为名垂帘听政，现在虽然仁宗已经成人，但刘太后并没有还政的意思。不得不说，范仲淹此举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

晏殊得知范仲淹的上疏不由大惊失色，批评他说，你行事如此鲁莽和轻率，不仅会耽误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晏殊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范仲淹上疏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天圣八年，刚到京城立足未稳的范仲淹便被贬出京，先任河中府通判，后又调任陈州通判。

离京前，范仲淹专门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晏殊写了一封信，名《上资政晏侍郎书》，解释了自己做法的缘由，并且坚定地表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晏殊看了只能摇头叹息──混迹官场却不知磨去棱角、善妥协知退让，注定是立不住、行不远的。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以范仲淹这样聪明而理性的人，不可能不懂得这个老百姓都懂的道理，但偏偏在同样的问题上，范仲淹第二次跌倒了。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驾崩，宋仁宗得以亲政，因为感念当年范仲淹曾为自己“仗义执言”，遂召他入京，拜为右司谏。谁知范仲淹不仅不感激皇帝的提拔之恩，反而在不久后跟皇帝较上了劲。这一年冬天，郭皇后与宋仁宗宠爱的尚美人吵架，怒不可遏的郭皇后一巴掌扇来，恰巧打在了赶来劝架的仁宗脖子上，仁宗大怒，当即召宰相吕夷简 “验视”伤痕，准备废后。

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将吕夷简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第二天，范仲淹打算早朝之后再次与宰相谏争，可他刚走到待漏院，皇帝的诏书就已下达，命他外放睦州（今杭州淳安）任知州，即刻赴任。右司谏的椅子还没坐热乎，范仲淹便再次被贬。

接连碰壁，再硬的翅膀也应该知道收敛了吧，可范仲淹却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再次给大家展示什么叫“以卵击石”。

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因在地方工作出色，升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相当于当上了首都的市长。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平稳地干上个三年两载，很容易出将入相。然而第二年，他又将矛头对准了宰相吕夷简。他向仁宗皇帝进献了《百官图》，简单明了地标注出了哪些官员属于合理的循序升迁，哪些官员属于越序升迁、完全出于宰相的私意，尖锐地批评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吕夷简在朝廷深耕多年，岂能坐以待毙，他马上召集人马，给范仲淹罗列了三大罪名：“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斗争的结果不言而喻，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这次去的地方是饶州，遥远而美丽的鄱阳湖畔。

这次出京，文武百官几乎无人敢为他送行。好友梅尧臣忍不住写了首《灵乌赋》给他，婉转地规劝说，你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还是学学报喜之鸟吧，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对此，范仲淹很感激，但并不完全赞同，他回复了一首《灵乌赋》给梅尧臣，掷地有声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短短的八、九年间，范仲淹因直言劝谏先得罪太后，次得罪皇帝，后得罪宰相，只论对错，不论权势，确实有点不作不死的意思，故而三次被贬，但他似乎并未从中汲取任何教训。宋仁宗后来将范仲淹重新召回朝廷后，让他主动跟依旧雄居宰相之位的吕夷简道个歉，消除隔阂，毕竟一个和谐的氛围更利于工作。范仲淹淡然地回答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我向来论事对公不对私，对吕宰相没有抱歉的地方。

范仲淹一生都保持了刚直不阿的棱角，纵是宦海沉浮、历经磨难，也未曾有丝毫改变。他在留给子弟的家训中说：“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意思是一个人做官，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计得失利害，不怕得罪上级甚至皇帝；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授人把柄。

俯仰无愧，自然底气十足、棱角分明。难怪大思想家朱熹由衷地称赞说，范仲淹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是第一流的人物。这样的人，怎不令人心生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