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萧太后在历史的真实形象

宋朝建立于辽穆宗应历十年（960年），要比辽建国晚44年。宋太祖生于辽天显元年（926年），即后唐天成元年。他经历了五代的战乱，对辽朝的军事实力有清楚了解。虽有收复燕云之志，却始终不敢动兵北伐，企图用重金赎回燕云之地。因此，在宋太祖时代辽宋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宋太宗平灭北汉以后，自认为可以用武力收复燕云，先后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最后萧太后率兵南下，宋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以岁贡三十万钱、绢换来了和平。此事对辽宋双方都是有利的，然而宋朝一些文人认为向“北虏”贡献，总觉得不太光彩。宋朝虽然在武力上不如辽朝，然而“文力”资源丰富。在战场上打不败辽朝，只能对辽朝口诛笔伐，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其中路振的《乘轺录》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对萧太后极尽丑化之能事。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今湖南祁阳县）人，淳化年间（990—994年）进士。“太宗以词场之弊，多事轻浅，不能该贯古道”，对他甚轻视。不过他作了一首《厄言日出赋》，却得到宋太宗的赞赏，得以入官。史称“会修《两朝国史》，以振为编修官”。《两朝国史》见《宋史·艺文志》，一百二十卷，王珪主其事，路振是王珪手下的编修。所谓《两朝国史》，即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历史。由于修史的原因，路振得以见到太祖、太宗两朝实录以及相关的记载，对于宋太宗股中箭、窃驴车逃命的狼狈相，他当然是很清楚的。至于宋真宗时代的“城下之盟”，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当然他更加熟悉了。辽朝是宋朝的敌国，萧太后是宋朝的敌人，敌人见面格外眼红，于是，他在《乘轺录》中编造故事丑化萧太后，自在情理之中，其目的是向宋真宗邀功。

《乘轺录》对萧太后的丑化，主要有两处。其一称：

萧后幼时，常（按：应作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生隆绪也，即今虏主也。耶律（按:指辽景宗耶律贤）死，隆绪尚幼，袭虏位，萧后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谓韩德让曰：“吾常（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既而酖杀德让之妻李氏，每出弋猎，必与德让同穹庐而处。未几而生楚王，为韩氏子也。萧氏与德让尤所钟爱，乃赐姓耶律氏。

后世人之多以此为据，来诋毁萧太后，却未能细察此说的由来，失之慎也。其实，《乘轺录》于此事之后有一条注释，道出了此说的来源：

自“虏政苛刻”已下事，并幽州客司刘斌言。斌大父名迎，尝为幽州军政校，备见其事，每与子孙言之。其萧后、隆庆事，亦迎所说。

据此可知，关于萧后与韩德让的传闻，来自幽州客司（这是专门接待使臣的机构）刘斌，是路振向刘斌询问时所得到的，而刘斌所述则是听其大父（即祖父）刘迎所言。刘迎是幽州军政校，政校属于衙役之类，地位很低下，既无缘进宫，又不能入朝廷，岂能知道宫中朝廷中之秘闻？所谓“备见其事”，只是路振的无据之言。其实，刘迎之言，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路振对此十分重视，不加分析视为事实，加以渲染，用以丑化萧太后。

所谓萧太后幼年时许嫁韩德让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刘迎之说本不可信，《辽史》对此无载，可以证明本无此事。元朝人撰《辽史》，如有此事不会为之避讳。其原因有二：其一，蒙古人与契丹人不是同一民族；其二，契丹多次征讨、屠杀阻卜，据王国维考证，阻卜即鞑靼，是蒙古人的祖先。

路振称“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亦是他的推测之言，与事实不符。韩匡嗣虽然长期率兵与西夏作战，保宁末年曾以南京留守摄枢密使，乾亨三年为西南面招讨使，然而同年因病逝世，枢密使改由耶律斜轸担任，乾亨四年四月南伐，“统军使善补为伏兵所围，枢密使斜轸救免”即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耶律斜轸任枢密使，握有军权，辽景宗逝世前把他列为顾命大臣之一。韩德让在乾亨三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不过南院枢密使是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并不管军事。路振对此大概并不清楚，误认为韩德让掌管辽朝的军事，“恐不利于孺子（即辽圣宗）。他过分夸大了韩德让的权力，韩德让被辽景宗列为顾命大臣，主要是由姻戚的缘故，对此路振当然就更不清楚了。然而他的这种说法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必须予以辨别清楚。

《乘轺录》在另外一处记载中，又对萧太后再次进行丑化。其文称：

见国母于文化殿，设山棚，张乐，引汉使升。蕃、汉官坐者如故。国母约五十余，冠翠花，玉充耳……有童子一人，年十余岁，胡帽锦衣，嬉戏国母前，其状类韩丞相，盖国母所生韩氏子也……隆庆先进虏主酒，众官皆拜，韩丞相避席，虏主遣一童子，是前日所见状貌类韩丞相者，就请之，丞相乃坐。

这段记载，是路振根据自己的想象杜撰出来的。萧太后生有三子，即隆绪（辽景宗）、隆庆、隆祐。隆绪生于保宁三年（971年），隆庆约小隆绪二三岁，隆祐约小隆绪四五岁。史载隆庆八岁封恒王，统和十六年徙梁国王，统和十七年南征为先锋。隆祐乾亨初封郑王，统和中徙王吴，统和二十二年伐宋留守京师，以此观之，隆绪、隆庆、隆祐的年纪相差不大。路振使辽是在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当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已三十七岁，其弟隆庆、隆祐的年龄也都在三十以上，皇帝贵族结婚早，以广胤嗣，隆绪、隆庆、隆祐之子女，多应在十岁以上，小者也应在十岁左右。路振所见十岁左右“嬉戏国母前”的童子，显然应是她的孙子，但不知是哪个儿子所生。路振把萧太后的孙子说成是她的儿子，并称其貌类似韩德让，这种毫无根据的杜撰，只能出于居心叵测人的笔下。按照“澶渊和议”，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以示尊重。路振不称萧太后，称她为国母，亦可以看出其人极不友好的心态。路振显然属于王钦若一类以“澶渊和议”为耻的人，对辽朝、萧太后充满了敌意，尽管萧太后以极高的礼仪规格接待了这位使者，路振还是用非正常的心态来丑化萧太后。由于宋朝廷内外认为“澶渊和议”属于城下之盟、屈己求和的人很多，因此，路振丑化萧太后的文字就并非偶然了。

幽州汉族人中流传萧太后和韩德让的绯闻，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幽州（今北京）是汉族人聚居之地，封建礼教的影响很深，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已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对于寡居的妇女，只能幽居于椒房之中，不能与男人接触，故民间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谤语。萧太后摄国政，她必然地要与蕃汉大臣接触，这种生活环境很容易产生绯闻。还有许多寡妇都忍耐不了空房的寂寞，免不了要私会男人，甚至女皇帝武则天还要寻找“面首”（即男妓）娱乐。武则天的绯闻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乎老幼皆知。幽州既是汉族人居住区，熟悉武则天招“面首”的故事，自然会联想到萧太后既是寡居的女人，也会招“面首”自娱。由于韩德让是顾命大臣之一，与萧太后又有姻戚相关，其间接触比较多，特别是韩德让出任南京留守以后，由于国事的需要，萧太后与他的接触会更多一些，绯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以武则天为例来推测萧太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萧太后与辽景宗感情至深，在辽景宗逝世以后，她命人给辽景宗画像，雕刻辽景宗的石像，不时地加以祭拜，甚至在亲驭三军讨伐宋朝的战争中，也未曾间断。例如统和四年，“设御幄道旁，置景宗御容，率从臣进酒，陈俘获于前”。统和七年，“次涞水，谒景宗皇帝庙”。第二年，“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统和十四年，又“奉安景宗及太后像于乾州”。延芳淀辽景宗石像至今犹存，在通州区漷县镇吴寺村。

路振是“澶渊之盟”以后，宋朝使辽的第一人。王曾、薛映、宋绶、沈括使辽都在其后。因此，路振的《乘轺录》当时甚受重视，成为宋朝了解辽朝国情的重要参考材料。路振《乘轺录》的撰述，一是向朝廷邀功；二是显示其才华，扩大其影响。他的目的都达到了，使辽回国以后，马上就擢升。史称：“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轺录》以献。改太常博士，左司谏，擢知制诰。”知制诰，正三品，掌拟皇帝诏敕策命，属于中书门下之官，甚为重要，成为朝廷要职。使辽以前，他只是一名史馆编修而已，属于一般的官吏。他撰的《乘轺录》广为流传，被收入《宋史•艺文志》。至今仍有人注释翻印，成为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路振《乘轺录》成为宋朝人丑化、诋毁萧太后的典型著作，宋朝人广为援引。南宋人李焘（1115—1184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就引用路振的说法。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记事中称：

契丹主明记卒，谥景宗孝成皇帝。有子三人，曰隆绪、隆裕、隆庆。隆绪封梁王，继立，号天辅皇帝，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隆绪才十二岁，母萧氏专其国政。

初，萧氏与枢密使韩德让通，明记疾甚，德让将兵在外，不俟诏，率其亲属赴行帐，白萧氏易置大臣，立隆绪。遂以策立功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赐姓耶律，改名隆运。寻拜大丞相、蕃汉枢密使、南北面行营都部署，徙封齐王……

文中的“萧氏与枢密使韩德让通”，即来自路振《乘轺录》。李焘将韩德让的升迁、封王，都缀至萧氏与韩德让“通”之下，显然是告诉人们，这是韩德让与萧氏“通”的结果。前面已介绍，韩德让之妹嫁给萧太后之弟，韩德让的外甥女是辽圣宗的皇后，这一点才是韩德让受重视，不断升迁、封王的主要原因，再加上韩德让忠心耿耿，连续为国立功，成为其升迁、封王的主要依据。韩德让本是内官，是一废人，丧失了性功能，岂能与萧太后私通！李焘对此大概并不清楚，因而误信了《乘轺录》的记载，写出了上面的文字。

对于路振《乘轺录》的谬误，早就有人提出批评。贾敬颜在《〈乘轺录〉疏证稿》中，曾明确指出：“辽重熙六年（1038年）李万撰《韩橁墓志铭》称：德让与圣宗联名，盖兄弟行也，焉得以子侄而上蒸母氏？宋人所以喜道此无稽之谈者，盖诋丑之也。”贾敬颜之言，一语道破了《乘轺录》的错误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是“诋丑”萧太后。然而有些人以两性关系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考虑，不惜大加宣扬萧太后与韩德让的“私通”、“结婚”，反映出一些人仍站在宋朝人的立场上，丑化、诋毁萧太后，他们或者对《乘轺录》的谬误缺乏识别力，或者是有意淫之癖，以描写两性关系以快其欲。

南宋人叶隆礼撰《契丹国志》，亦据路振《乘轺录》两次称韩德让有辟阳之幸。一称：“丞相耶律隆运，本汉人，名德让，太后有辟阳侯之幸，赐姓耶律，改名隆运，寻拜大丞相，封晋王。”二称：“隆运自在景宗朝翼决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阳之幸。”辟阳之幸本作辟阳之宠，其说始自西汉时代。辟阳侯为审食其之封号，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时得宠，其后史家将受宠于后妃称辟阳之宠。唐朝武则天称帝，招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面首”，史家亦称之为辟阳之宠。至此辟阳之宠的含意已变，最初是借用审食其之事，指受后妃宠幸为辟阳之宠，到唐代以后指后妃招“面首”为辟阳侯之幸或简称辟阳之幸。《契丹国志》所称之辟阳之幸，是指“面首”而言。这种说法要比私通隐讳一些，其意与私通相同。私通或辟阳之幸，都是宋朝人诋毁辽朝萧太后，用以表达“澶渊之盟”以后对辽朝的敌意和不满。

《辽史》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赏赉，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的记事。当时韩德让的身份是南院枢密使（自乾亨三年始）、兼政事令（自统和元年始）、守司空，封楚国公（自统和四年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属于朝廷重臣。萧太后入韩德让庐帐是商议军事大事，其随从人员自然不能入帐旁听，只好让他们在帐外作双陆（类似象棋）游戏以消磨时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有人却称，这是萧太后“改嫁韩德让”，有了这件“喜事”，才让“从臣博戏尽欢”。这种推测之词，毫无根据可言。双陆是辽金时期民间颇为流行的棋类游戏，其实物在辽代墓葬中多有发现，其玩法今已失传。双陆棋子不多，可以随身携带，一有闲暇便可以席地博弈，与今日下象棋十分相似，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民间游戏。如果萧太后真的与韩德让结婚，那么以皇太后之尊，应当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岂能以少数从臣双陆为欢。将萧太后与韩德让的正常国事接触，说成是结婚，作为学者而言，失去了应有的慎重和严肃。

如果将摄政的皇太后与大臣的机密接触都说成是“私通”，那么，我们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来作比较。

宋仁宗的嫡母称刘太后，在宋仁宗即位后以皇太后的身份摄政称制，前后达十一年之久。王钦若为宋真宗时代的旧臣，官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因过失降为司农卿。宋仁宗即位，改为太常卿、知江宁府。刘太后对王钦若情有独钟，“是时，冯拯病，太后有再相钦若意，即取字缄置汤药合，遣中人齐以赐，且口宣召之，至国门而人未有知者”。显然这是一次秘密的往来，就连看守国门（即宫门）的人也不知有此内情。刘太后寡居，她与王钦若秘密往来谈了什么，外人皆不得知，这与萧太后入韩德让帐十分相似。此次秘密往来以后，王钦若即官复原职，又变成了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据此可知，这次秘密的往来双方都有所获，从此以后王钦若再次成为宋朝廷的重臣，与辽朝的韩德让何其相似。

司马光《涞水纪闻》记载：“天圣初，契丹遣使借塞内地牧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王钦若方病在家，章献太后命肩舆入殿中问之，钦若曰：‘不与则示怯，不如与之……”王钦若既然“方病在家”，章献太后（即刘太后）何以能“人殿中问之”？显然这是《宋仁宗实录》很讳忌此事，将王钦若家改成了“殿中”，这是旧史家为尊者讳的常用办法。契丹借地牧马，此等事情可以派一内臣到王钦若家询问即可，何需刘太后亲自出马？显而易见，刘太后只是以此为由，探视王钦若的疾病罢了。

还有一事更为蹊跷，即王钦若死时刘太后的表现。《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王钦若：

性倾巧，敢为矫诞。太后以先朝所宠异，故复用之。及吴植事败，太后颇解体，同列稍侵之，钦若邑邑以没。后有诏塑其像茅山，列于仙官。左正言刘随言：“钦若赃污无忌惮，考其行，岂神仙耶？宜察其妄。”

萧太后在延芳淀为辽景宗立石像，是因为夫妻关系，以示其感情深厚，这是可以理解的。刘太后在茅山为王钦若塑像，列于仙官，这种事情在宋史上恐怕别无旁例。这只是太后与大臣的君臣关系，还是别有原因？就连当时的左正言刘随都认为，刘太后的做法太过分，属于妄行，可知这种做法在朝臣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北宋刘太后对王钦若与辽朝萧太后对韩德让，何其相似乃耳。如果说萧太后有偷情之嫌，那么，刘太后又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