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病虫的防治技术和理论

在防止病虫为害方面，我国的传统农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技术，这一理论和技术与本世纪以来流行的观点大不相同。它在古代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对于当今探索病虫防治新的道路，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对我国传统的病虫防治理论和技术作一简单讨论。

我国传统认为，“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1]万物都随着自然界的气阴阳变化而生长发育。“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2]与植物一岁一枯荣的四季变化相对应，动物也完成其相应的生命周期。人类的生活以动植物为基础，当然应根据自然的变化，相应地进行。

“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3]世间万物都不过是气及其运动。人体也不例外，它不过是气的一种特殊形态，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个具体环节。因此“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4]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没有贵贱优劣之分。各种昆虫，包括其中对人类有害的种类也一样。它们都是自然界发展演变的产物，都具有在自然界生存的权利。人类不应排斥他所不喜欢事物的存在。

由于承认昆虫具有和其它事物在自然界同等的生存权利，因此，我国的传统农学并不象当代农民那样，对病虫采取彻底消灭的态度。在传统农学看来，昆虫和人类应该，而且也可以和谐相处。《淮南子·主术训》、《说苑·修文》等古代文献都主张：“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充分表达了承认和保障昆虫存在和繁衍权利的思想。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写道：“今世有十月、十一月耕者，非直逆天道，害蛰虫，地亦无膏润，收必薄少”。[5]贾思勰反对冬天耕地的理由之一，也是冬天耕地害蛰虫。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6]在承认昆虫正常存在权利的基础上，我国传统又认为，昆虫正常的存在和繁衍并不对人类的农业生产构成威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正是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保障了事物的健康存在和持续发展。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不仅不应该消灭害虫，而且应该自觉维护害虫正常存在的权利。保障各种昆虫的的正常生存权利不仅对昆虫有利，而且对人也有利。

“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8]病虫灾害的发生是“反常”，是由于气的正常运动受到了干扰，偏离了常规。只要我们根据自然界提供的天时、地利条件，从事正常的活动，农业生产就会风调雨顺，就不会有病虫灾害。《管子·禁藏》说：只要“顺天之时，约地之宜，中人之和”，就会“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陈旉农书·天时之宜》指出：“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

虽然传统农学相信，只要我们顺应自然，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就会风调雨顺。但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各种自然灾害还是时有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9]病虫灾害发生的原因，不能在病菌害虫方面寻找，而应首先从“人”之方面来反思。人逆“天道”，肆意妄为，是病虫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

《礼记·月令》指出：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孟夏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仲秋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孟冬行夏令，“则国多风暴，方冬不寒，蛰虫复出”。仲冬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人类自己是各种灾害，包括病虫害，发生的原因。除《礼记·月令》外，《淮南子·时则》、《吕氏春秋·十二纪》等都有类似的表述。其它的一些传统文献也都有这样的观点。如《盐铁论·执务》指出：“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又说：“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因此，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人民普遍接受的观念。

基于对病虫发生原因的这一认识，要防止病虫为害，就不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害虫、病菌，而是要严格按照天时地宜行事。在传统农学看来，只要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就能够把病菌害虫的存在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不会有病虫的严重为害。只要人们改变违反自然的活动，就能使气阴阳变化返归自然之常，病虫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水陆之稼，各有定时；顺其时以稼，自无五贼寒热之患”。[10]这里的五贼指各种食禾之虫(一曰蟊、一曰螣、一曰、一曰螟、一曰蟘)。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讨论的。在微观上，传统农学认为，病虫的发生是由于具体的光、热、水、气条件所造成的。《知本提纲·修业章·农则耕稼》指出：“五者之虫皆由雨湿日燥、寒热薰蒸而生也”。马一龙《农说》写道：“热气积于土块之间，暴得雨水，醖酿蒸湿，未得信宿，则其气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蟊。烈日之下，忽生细雨，灌入叶底，留注节干；或当昼汲太阳之气，得水激射，热与湿相蒸，遂生贼。朝露浥日，濛雨日中，点缀叶间，单则化气，合则化形，遂生螣。热踵根下，湿行于稿，夹日与雨，外薄其肤，遂生螟。岁交热化，不雨不暘，昼晦夜暍，而风气不行，遂生。”田间具体的雨湿寒热条件，是病虫发生的直接原因。根据这一原因，要防止病虫为害，就要在宏观上顺应自然的前提下，通过具体的农业技术措施，改造田间小环境，避免有利于病虫发生的光、热、水、气条件。只要避免了有利于病虫发生的具体条件，就能有效的防止病虫为害。

应该承认，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我国传统的病虫发生理论，受到了来自实践的若干挑战。在理论上，我国人民承认各种昆虫都是大自然造化的产物，也有存在的理由，并且相信，在正常的情况下，昆虫的存在并不对“人”构成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病虫还是时有发生。病虫为害毁坏了庄稼，直接损害了人们的利益。现实的需要赋予我国的先民某种现实的态度，使他们对病虫采取消灭的立场。例如马一龙《农说》记载，农民们“多以石灰、桐油布于叶上”，以防治水稻害虫。《沈氏农书》说：“其刮蟥也须三番：冬春看头蟥，清明前看二蟥，剪桑毕看三蟥。……又要六月内捏头蟥，七月内捏二蟥，而头蟥尤宜细看”。[11]我国人民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有必要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求得平衡。简单地遵从理论，必然导致现实的经济损失；对病虫采取消灭的立场，又违背我国人民对自然的基本观念。显然这一平衡的基础，只能是农民们的生产实践。

唐开元四年，山东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蝗灾面前，“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另一方面，大臣姚崇则力举驱蝗灭蝗。“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生动地表明了我国人民对待病虫发生的矛盾心理。又如同治《枣强县志补正》载：每飞蝗过境，县民“则焚纸钱拜祝之。蝗落田中，则男妇持竿驱逐。但冀其去己田，不为灾而止，不敢伤蝗也。有扑捕者，老妇反斥以为非”。另一方面，该县志又接着写道：“同治十一年，武邑泽中生，蚀枣强边。宗诚督民掘沟扑捕，尽灭之”。我国人民灭虫和保障昆虫存在权利的矛盾心理是长期的和普遍的。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为证，这里不赘述。

以上我们从不同方面，讨论了传统关于病虫发生和防治的理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国人民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系统的病虫防治技术。传统的病虫防治技术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技术大致可概括为如下的几个方面。

1.多耕多锄，精心整地。我国农业有多耕多锄，精心整地的特点。《吕氏春秋·任地》指出：“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种莳直说》写道：“耙功不到，……有悬死、虫咬、干死等诸病。耙功到，……自耐旱，不生诸病”。可见多耕细锄对防止病虫杂草为害有良好的作用。我国农业多耕多锄的特点，也是我国人民防止病虫杂草为害的有效办法。

2.合理轮作。“谷田必须岁易”，连作则“莠多而收薄”。“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则有“点叶夭折之患”。“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连作则“草稗俱生，芟也不死”。[12]“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13]合理轮作能够有效地避免和减轻病虫杂草为害。

3.恰当的水、肥管理。例如：“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以新水，栽禾无害。……日中雨露，或以长牵，或以疏齿披拂，勿令凝着，则虫不生”。[14]我国传统认为，各种病虫“皆由雨湿日燥、寒热薰蒸而生”，[15]恰当的农事活动，能够有效地避免有利于病虫发生的雨热条件，从而起到防治病虫的目的。

4.整治田间环境，减少虫源。《沈氏农书·运田地法》指出：“至于脚塍，亦要年年做一番，不惟便于挑泥、挑壅、挑稻；一切损苗之虫，生子每在脚塍地滩之内，冬间铲削草根，另添新土，亦杀虫护苗之一法”。通过整治田间环境，能够有效地减少病菌害虫繁殖的场所，特别是减少越冬虫源，从而起到防止病虫为害的作用。

5.选用适当的作物品种，以避免病虫为害。我国农业有漫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人民培育了多种多样的作物品种。这些品种分别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点。例如，《齐民要术·种谷》就载有86个粟的良种。其中朱谷、高居黄等14个品种早熟、耐旱、免虫，竹叶青等10个品种晚熟，耐水，但易受虫灾。通过选种早熟免虫的品种，就能起到防止害虫为害的作用。

6.种植多样化。我国传统农业主张“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16]灾害包括水灾、旱灾，当然也包括病虫灾害。种植多样化可以有效地防止病虫害暴发性流行。即使发生病虫灾害，也由于不同作物不同的习性和生育期，而能避免部分的损失。

7.种子处理。种子带菌或带虫卵，是病虫发生的重要原因。《齐民要术》主张盐水选种，《汜胜之书》主张以附子浸出物处理种子。显然，恰当的种子处理，能够有效地减轻病虫为害。除此之外，我国人民还通过适时播种，以虫治虫等各种措施，防治病虫害。

我国传统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病虫发生的理论，有自己的一套防止病虫为害的措施。这套理论和技术，既有利于控制病虫为害，又有利于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当今片面依靠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的策略遇到诸多困难的条件下，学习和借鉴我国传统的病虫防治理论和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