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是一个不卑不亢、谦虚恭敬、充满实干精神的大国之君

然而，清华简《越公其事》却表现出勾践不卑不亢的气节，以及“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的励精图治，一个大国之君形象跃然纸上。

为了求和，《史记》记载勾践告诉文种说“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以向吴王夫差表示忠心，但在《越公其事》中，不仅没有说携妻入吴侍奉吴王，而且整个过程不卑不亢。文种出使吴国之前，勾践告诫文种：

越公其事：“君如为惠，徼天地之福，毋绝越邦之命于天下，亦兹句践继簝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齐厀同心，以臣事吴，男女服，四方诸侯其有敢不宾于吴邦?君如曰：'余其必灭绝越邦之命于天下，勿兹句践继簝于越邦矣。’君乃陈吴甲，〖备钟鼓，建〗旆旌，王亲鼓之，以观句践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

可见，勾践并未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准备一旦求和不成，就与吴国一决雌雄。《越公其事》中也记载，吴王夫差之所以没有继续打下去，既有自身损失过半，又山高路远，且勾践还有8000兵马，所以知难而退，夫差对伍子胥说了这些理由，伍子胥无言以对，君臣关系并未闹僵。从逻辑上说，作为一个有为之君，勾践不会分析不出彼此面临的难题。因此，既然越国并非没有希望，为何还要“勾践请为臣，妻为妾”，而不是不卑不亢地面对吴国?

吴越结盟之后，越国开始“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但古史中只说勾践知人善用，以及范蠡文种的足智多谋，基本没有勾践如果励精图治。但《越公其事》详细记载了勾践励精图治的全部过程：首先是无为而治，让越国休养生息，以此“安民”;其次是推行“五政”，以此“用民”，五政即为“好农”、“好信”(文化育人)、“征人”、“好兵”、“饬(chì)民”，最终将民众调教成可供驱使的战争工具，成为越国取胜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勾践推行“五政”时是亲自动手，比如亲自农耕，亲自专研兵器，严以律己等，可以说勾践是实干兴国。

勾践败吴之后，《史记》记载吴国公孙雄肉袒膝行求和，勾践本准备答应，但范蠡劝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于是勾践攻入吴国，让吴王夫差找个地方颐养天年，最终夫差不愿受辱而自杀。比《史记》更劲爆的是，《吴越春秋》中描述的是，勾践迫不及待地想要处死夫差，但夫差不愿自杀，于是勾践怒斥夫差“今君抱六过之罪，不知羞愧而欲求生，岂不鄙者?”但《越公其事》中却颠覆了古史描述的勾践形象，不仅没有盛气凌人，反而更显谦卑恭敬。

乃使人告于吴王曰：“天以吴土赐越，句践不敢弗受。殹民生不仍，王其毋死。民生地上，寓也，其与几何?不榖其将王于甬句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以屈尽王年。”

《越公其事》中不仅没有记载范蠡与文种的结局，反而关于这两人的记载都非常稀少，范蠡只出场了2次，文种只出场了3次。范蠡第一次出场是为勾践区分、惩罚不恭敬的百姓，第二次是与太甬一起统计越国人口，都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文种第一次出场是出使吴国，第二次是区分恭敬之人，第三次是勾践伐吴之后坐镇国内。

透过越公其事可知，而非古史记载的那样阴险毒辣、背信弃义，至于范蠡、文种也没有古史记载的那样神奇。显然，越公其事是一本颠覆性的史书。

至于范蠡评价勾践为“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之类，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