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抗匈奴汉国的过程中刘琨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

刘琨字越石，出身中山刘氏。其祖刘迈，官至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位至光禄大夫。刘琨少时便“以雄豪著名”，晋惠帝时与石崇、陆机、潘岳等人“引致宾客，日以赋诗”，时称二十四友，又因“闻鸡起舞”的典故闻名于世，在政坛文坛都颇具影响力。

“八王之乱”爆发后，刘琨先后效力于司马伦、司马冏、司马越等人，担任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等职。晋怀帝即位，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晋愍帝即位后，又拜其为司空、大将军、都督并冀幽诸军事。建兴四年，石勒攻破并州，刘琨投奔段匹磾，后为其所杀。

刘琨前半生仕途顺遂，不论朝廷政治如何动荡起伏，他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永嘉元年，刘琨受命赶赴并州前线抵御匈奴汉国，这一经历是其政治生涯和命运的转折点。在对抗匈奴汉国的过程中，刘琨逐渐形成了“离间杂虏”、“抚和戎狄”以及北伐以中兴的思想。

一、“离间杂虏”

刘琨的“离间杂虏”思想，主要指以“离间”为手段，拉拢匈奴部众，并瓦解匈、羯联盟，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灭匈奴汉国。刘琨的这一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招揽石勒为标志，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刘琨当初赴任时，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当时，并州各地“胡寇塞路”，晋阳户数不满两万，府库焚毁，饿殍遍地，“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并且，刘琨自己也感叹“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对局势毫无把握，严重缺乏自信心。相较之下，刘渊初起兵时“众已五万”，其政治中心离石距晋阳仅仅“相去三百许里”。刘琨与刘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刘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使匈奴“降者万余落。”

虽然史籍中未记载刘琨以何手段“离间”匈奴部众，但结合种种条件可知，他应该是以财货利诱的方式。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西晋王朝早有利诱少数民族政权使其自相瓦解的先例，这是刘琨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如晋武帝时期的征北大将军卫瓘就曾离间拓跋鲜卑，成功使其分裂。再如泰始八年，监军何桢征讨匈奴右贤王刘猛时，也曾“潜以利诱其左部帅李恪，恪杀猛以降。”

其二，刘琨赴任时，晋怀帝虽没有能力给与太多军事支持，却同意了“请此州谷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的请求。所以，刘琨拥有为数不少的谷、绢、绵等物，具有利诱匈奴部众的财力基础。整体来看，刘琨“离间杂虏”思想取得了比较成功的效果。

刘渊起兵之后，定都离石左国城，后因饥荒，又迁至黎亭，匈奴万余人投降刘琨之后，刘渊“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刘琨“离间杂虏”策略既直接打击了刘渊的力量，暂时解除了威胁，同时北方各地“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为对付匈奴汉国积蓄了重要的力量。

刘渊建立政权之后，听从谋士刘殷、王育等人的意见，向河东地区发起进攻，直扑洛阳，连获大胜。羯族石勒前来归附，刘渊封其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为助力。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杀刘和上位，依旧对石勒委以重任。石勒“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战功赫赫，是匈奴汉国对付晋朝的左膀右臂。在这一背景下，刘琨的企图“离间”羯族和匈奴的关系，使石勒背叛匈奴汉国而归附晋朝。

刘琨为“离间”石勒，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首先，以还母之恩为切入点，拉近与石勒的关系。石勒本居上党武乡，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石勒“与诸小胡亡散”，后又被东嬴公司马腾卖为奴隶。颠沛流离中，石勒与母亲走散，失去联系。刘琨寻找到石母王氏，派遣使者张儒将其送归。其次，刘琨修书石勒，授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等称号，予其极高政治地位以拉拢。

最后，晓以情理，劝其归晋。刘琨在给石勒的书信中，将匈奴称为“贼兵”，称刘渊、刘聪父子是“戎狄凡才，乘衅肆毒，寇虐人神，杀父害弟，偷窃位号”，而将晋军称为“义兵”，认为“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必殄灭者也。”刘琨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又以赤眉、黄巾军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一败涂地，是因为“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刘琨由此劝诫石勒“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

虽然刘琨有成功“离间”匈奴部众的经历，为了拉拢石勒也是绞尽脑汁，但最终结果却是石勒“遗琨名马珍宝，厚宾其使，谢归以绝之。”刘琨之所以“离间”石勒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刘琨虽许之以官职，但多是虚名，没有太多实际价值。第二，石勒此时深受刘聪信赖，与匈奴汉国关系密切。

第三，石勒才能出众，身边又有谋士张宾等人为辅，志向远大，难被招揽，如石勒后来面对刘曜节制时，就曾豪言宣称“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第四，刘琨本人缺乏威信。刘琨早年曾投靠过乱政的贾谧等人，这一从政经历是其难以洗刷的政治污点，导致他很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服别人。

二、“抚和戎狄”

刘琨的“抚和戎狄”思想，意图通过联合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借助他们的力量对付匈奴汉国。“抚和”的目标，主要是后来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以及雄极一时段部鲜卑。刘琨能够调动拓跋鲜卑的力量，和一定的历史渊源是分不开的，即拓跋鲜卑与匈奴本就分属不同的势力阵营，双方长期处在敌对状态。

“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势如水火，为消灭对方，二人都曾借助北方各族的力量。成都王司马颖主要依赖匈奴五部，东海王司马越则依靠拓跋鲜卑和段部鲜卑。正因如此，刘渊刚起兵时，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猗卢与拓跋猗就应司马腾的邀请，率十余万骑兵“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

此外，晋武帝君臣虽曾有过离间拓跋鲜卑的行为，这也给西晋王朝与拓跋鲜卑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拓跋鲜卑“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双方关系的总体趋势还是和平友好。拓跋鲜卑心向西晋，反对刘渊。

在此背景下，刘琨把握机会，主动结交拓跋猗卢，先是派儿子刘遵为人质，二人又结为兄弟，建立起比较牢固的私人关系。之后，刘琨又“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极大地满足了拓跋猗卢扩充地盘的利益需求。

刘琨联合拓跋鲜卑，既迫于形势的需要，也有反攻匈奴汉国的考虑。永嘉五年，刘聪遣刘粲、刘曜、石勒、王弥等人攻入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此后，刘曜、刘粲等人率军北向，准备消灭刘琨，解决腹心之患。上党郡太守袭醇投降刘聪，雁门郡外乌丸趁机反叛，刘粲趁虚而入直扑晋阳，太原太守高乔等人望风投降。在危急关头，刘琨援引拓跋猗卢进攻刘粲，双方合力“败之，死者十五六。”

建兴元年，贾疋、麴允等人在长安拥立晋武帝之孙、秦王司马邺为帝，西晋王朝得以暂时安定。刘琨得到消息后，又与拓跋鲜卑约定日期，准备合兵讨伐刘聪。不过，由于拓跋猗卢为政严苛，“国人犯法者，或举部就诛”，又废长子六修，以少子延明为储，导致内部发生动乱。六修杀死猗卢，拓跋鲜卑遂“部落四散”。刘琨虽有主动反击匈奴汉国的计划，但由于拓跋鲜卑突然内乱，无心也无力出兵。

刘琨失去了拓跋猗卢的帮助之后，段部鲜卑首领段匹磾主动遣使与其接触。刘琨投奔段匹磾，二人“歃血载书”，宣称“自今日既盟之后，皆尽忠竭节，以剪夷二寇。有加难于琨，磾必救，加难于磾，琨亦如之”，共同尊奉远在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为主，约定合兵一处进攻石勒。

刘琨和段匹磾之所以能够达成同盟关系，原因除了段部鲜卑与匈奴本来分属不同阵营之外，也与段匹磾本人的政治志向有关。段匹磾一直以晋臣自居，坚决奉晋正朔，对西晋王朝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段匹磾后来被石勒俘虏时，仍“著朝服，持晋节”，对晋朝忠心耿耿。

刘琨之所以选择在势穷时投靠段部鲜卑，主要是因为段部鲜卑“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控弦可四五万骑”，在东部鲜卑各部中拥有着较为雄厚的实力，能够为其提供一定的军事支持。不过，段部鲜卑内部一直存在矛盾，段匹磾忠于晋室，而段疾陆眷、段末柸等人则因石勒不杀之恩而与其交好。因此，当段匹磾与刘琨合兵进攻石勒时，段末柸“独不进，乃沮其计”，最终导致二人“以势弱而退”。

三、北伐以中兴

刘琨的北伐以中兴思想，主要表现为多次上书西晋愍帝司马邺和在江南初建政权的东晋元帝司马睿，希望他们能够挥军北伐，中兴晋室。

永嘉五年，刘聪派兵攻陷洛阳。西晋残余势力拥立晋武帝之孙、秦王司马邺于长安称帝。建兴二年六月，刘曜率军进攻长安，安东将军索綝大败之，七月，雍州刺史麴允又杀死刘曜部将赵冉，大获全胜。晋愍帝认为中兴有望，于是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以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刘琨趁势奏《上愍帝请北伐表》，首次表达了北伐以中兴的思想。

刘琨的北伐策略，是集结南阳王司马保、凉州刺史张轨的地方军以及麴允、索綝率领的中央“六军”力量，趁着当时击败刘曜的兵威，在秋天“胡马已肥”之前，前锋军队向南向北进攻，他则联合鲜卑军队自北向南，合力消灭刘聪、石勒。不过，建兴四年，当刘曜再次进攻长安，麴允率领三万晋军反击时，“王师不战而溃”，失去了全部的防御力量。长安陷落，晋愍帝投降，刘琨第一次北伐的梦想随之破灭。

总结

通过他的多封表文可以看出，刘琨既希望晋愍帝能够重振朝纲，也希望晋祚能在南方延续，君臣上下一心，稳定朝局，北伐讨灭匈奴汉国，继而中兴晋室。但事实上，刘琨北伐以中兴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很难达到预想的目标。当时，司马睿“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东晋王朝短时间内也没有北伐的实力，后来百余年间，祖逖、陶侃、庾亮、殷浩、桓温等人出于各种原因先后进行北伐，基本上也都没有成功。直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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