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象征什么

本文转自：南通日报

□刘剑波

早已患上认知障碍症的父亲绝望地躺在那儿，他错以为不远处一个中年人的背影是他的小儿子，他不停地叫着他小儿子的名字，他可以忘记一切，但却忘不了他心爱的小儿子。

救护车象征着什么？2021年11月21日那个阴晦的下午，突然从我脑海里跳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当时，我和母亲正陪伴父亲坐在一辆白底蓝纹的救护车里。那辆车是掘城人民医院的，它刚从停车场驶出，正风驰电掣般朝通大附院飞驰。救护车内的担架上躺着我年迈病重的父亲，为防止因颠簸而掉落，他被固定在担架上，无法动弹。此外，车内还有一位随车医生。他那种将病人弃于一旁，那种局外人的麻木神态刺痛了我，我不知道担架上的病人在他眼里意味着什么，那应该是一件失去了人的属性的物件吧，一件随时都可以扔到窗外的物件。我们（我，母亲，也包括父亲）都没料到一辆救护车会突然出现在那天下午我们的生活里，并由它完全掌控了父亲的命运。“救护车多像一只移动的棺材啊”，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但事后证明它是一则谵语，是一句预言或暗示。如果那天下午父亲不上那辆救护车，父亲就不会在那天离世。现在我想，那天下午救护车鸣笛朝通大附院奔去时，其实是向着死亡奔去。再退一步说，如果那天下午我们不带父亲去人民医院内科看医生，父亲很可能活到了现在。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幸遇到了一位极不负责任的医生，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这位穿白大褂的人。我在补写那天的日记里，义愤填膺地写了四个字：草菅人命。

我刚才说过，在很多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件失去了人的属性的可以随意摆弄的物件，而在那天下午，我父亲也宿命地担当了这个角色。当我们搀扶着父亲进入那位内科医生的门诊，他无疑觉得一个物件来到了他面前。他并没有关切地询问我父亲究竟哪儿不舒服，我相信，不管什么病人，医生的一句温情问语，对他来说就是一方良药。而有着温度的触摸比话语更为重要，比如摸摸病人额头之类的动作。没有，什么都没有，既没有话语，也没有触摸，上来就是忙不迭地开具各种检查单子，这些单子将像绳索一样，将我父亲拽进CT扫描等各种仪器检查室。现代化的医疗仪器，既神通广大，也令人恐惧。它们无情屏蔽了医生们的医术水准和职业道德。而可悲的是，它们已经完全统治了整个医院。在冰冷的仪器面前，病人无法不成为物。

当父亲被推着进出各种仪器检查室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生命还剩最后几个小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离他人生的终点只有几步之遥。那些单子最后又回到那位内科医生手中，他让我们看了单子上密密麻麻打印出来的医学术语，很通俗地告诉我们，“病人心脏附近的血管已经薄得随时会破裂”，医生完全清楚九十高龄的病人已经危在旦夕，命悬一线。他应该给出“回家静养”的建议，只有“静养”才能延宕病人的生命，舍此别无他途。可是这位医生却让我们火速送往通大附院。送到七十公里外的通大附院将会在路上颠簸至少四十分钟，而颠簸完全会造成血管破裂，这无疑会将病人快速推入死境。医生怎么就不考虑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当时我们都很慌乱，正是慌乱使我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我相信，任何病人家属都会因为慌乱而将医生之言奉为圣旨，即便那句话是他随口说出来的。回想起来，即使父亲生命那样危急，他在医生眼里依然是一个物件，是一只烫手的山芋，那位医生不顾一切地将这只烫手山芋扔向通大附院。即使我想回家拿几件衣物，也遭到了医生的阻止。“一分钟都不能耽搁”，这是他的原话。

当救护车在路上疾驰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把它当成了一只能拯救生命的诺亚方舟。我相信，不仅是我，所有的病人家属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我这种错觉。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经常看到救护车从小镇边上的公路上驶过。那时的救护车是纯白色的，没有警笛，在副驾驶窗外挂着一只铜制的铃铛，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伸出手臂，不停地摇响铃铛，就像是校园里的校工摇响上课的铃声。救护车不仅会吸引我们这些孩子，也会惊动大人们。当救护车的铃声由远而近时，大人们会不约而同丢下手中的活计，纷纷奔向灰尘弥漫的公路。当从县城气喘吁吁地驶来而显得疲惫不堪的救护车从人们眼前一闪而过时，善良的人们会大大地松一口气，都会认为病人有救了，因为，“救命车都来了”，是的，那时，小镇上的人都把救护车称为“救命车”，人们普遍形成这样的共识，认为再重再急的病，只要救命车来了，再危险的生命都会确保无虞。这意识也深深根植于我脑海深处，直到现在，我都不自觉地把救护车说成“救命车”。而那天下午，当载着父亲的救护车驶出停车场时，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时已经天色渐暗，救护车刚上高速，天就完全黑了。我想，是父亲的天色黑了。父亲的天色一旦黑了，就再也不会亮了。即使在高速上，警笛也响个不停，给我的感觉是，高亢嘹亮的警笛正驱逐着死亡。我说过，随车医生一副局外人的神态，也就是说他显得很轻松，除了不时象征性地看病人一眼外，一直在跟我聊八卦。他的轻松感染了我。母亲似乎也把希望寄托在通大附院，她不再焦虑了，不断地安慰父亲，“快到了，快到了”。我并没有打听随车医生的姓名，没有必要，他就跟那位内科医生一样，我们只是作一次短得无法再短的交集，我以后不会再碰到他了，正如我以后再不会碰到那位内科医生一样，而那天下午在救护车里的短暂经历，他很快就会遗忘，说不定在他回程的路上，他就已经忘了。作为一名随车医生，他的职业生活就是“在路上”，每天的往返奔波早就让他麻木了，就像那位内科医生，一俟来就诊的病人坐在他面前，他就拿起笔来开具进仪器检查室的单子，这种职业习惯也使他变得麻木了。

我无法忘记进通大附院急救室的一幕。父亲被推进急救室后，必须从担架上移到活动病床上。我听到护士着急地喊，“哎，家里的年轻人呢？”。可是，哪里有什么家里的年轻人？守在父亲身边的只有垂垂老矣的我，说什么我也无法将肥胖的父亲从担架上搬到病床上。那一刻我内心异常悲凉，我无法忽略这个真相：在抢救父亲的现场，不会有家里的年轻人了。这个真相也是老龄社会的真相：照顾老人的必定也是老人，家里的年轻人将会永远缺席。我很感激那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他们一起动手，把我父亲从担架抱到病床上。早已患上认知障碍症的父亲绝望地躺在那儿，他错以为不远处一个中年人的背影是他的小儿子，他不停地叫着他小儿子的名字，他可以忘记一切，但却忘不了他心爱的小儿子。这让我明白，爱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我父亲又经历了下午在人民医院经历的一切，被推进推出接受各种仪器的检查，而结果与人民医院的结果如出一辙——医学仪器永远是忠实的。还好，通大附院的医生并没有让我们将父亲送到上海去。“回家静养”，这是他们的医嘱。救护车又将父亲送了回来。在小区下车时，父亲一下坐在了地上，他是因来回颠簸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