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献公留在史书中的形象为何如此不堪

齐桓公虽然名为“春秋首霸”，但他其实并不能号令楚、秦、晋三个大国。

究其原因，一是距离问题，二是实力问题。

后来，由于齐桓公晚年立储的问题，导致他去世之后齐国诸子夺权，陷入内乱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一直默默积攒实力的晋国开始崛起。

其实从地缘上看，占据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晋国显然比占据山东大部分的齐国更有优势，因为山西高原对周边地区有居高临下之势，

而从血统上看，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小儿子，也比姜子牙这位外臣更加根正苗红。

最终称霸的晋国国君虽然是晋文公重耳，但为晋国奠定霸主基业的人，显然是他的父亲晋献公诡诸。

在晋献公时代，他攻灭骊戎、耿国、霍国、魏国（姬姓诸侯国、非战国时期的魏国），击败狄戎，复采纳荀息假道伐虢之计，消灭强敌虞国、虢国，史称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完成上述一系列操作之后，摆在晋献公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些地区？

当时的晋献公有两种选择：

一是以划定郡县的方式管理；

二是以分封给兄弟子侄的方式管理。

很多人都认为，是秦始皇发明了郡县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任何领袖在遇到地区管理问题时，都会想到郡县制，但这受限于生产力的发展。

任何国家的极限管理边界，都与交通媒介有关，超出这个范围，中央根本没办法进行直接管理。

这也就意味着，郡县制可以在以首都为中心的部分地区实行，而对于偏远地区，还是分封制比较靠谱。

晋献公当时的选择也是如此，当时的他有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分别是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

晋献公让太子申生坐镇曲沃，重耳坐镇蒲镇，夷吾坐镇屈城。

客观地说，晋献公这样做还是很合理的。

对于晋国而言，曲沃非常重要，曾经困扰晋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宗小宗之争”，就是因为曲沃足以与首都翼城分庭抗礼。

把曲沃交给太子申生，就意味着此时的晋献公并没有易储的打算，他依然将太子申生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至于重耳和夷吾，晋献公也没有亏待他们，蒲镇和屈城虽然不如曲沃重要，但同样在晋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后来，重耳和夷吾担心在政治斗争中遭受波及，便开始思考对策，手下人都认为，回蒲镇（屈城）才是上策，这两个地方足以保存他们。

最好的三块地，给了自己最看重的三个儿子，其他地盘就以一种“半分封、半郡县”的方式，交给了国内其他贵族。

比如耿国故地，被晋献公交给了赵夙，这位就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始祖，后来的赵国也是从这里开始发展壮大的；

比如魏国故地，被晋献公交给了毕万，他的子孙后来以其封地为氏，称魏氏，这就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由来；

这种将领土交给贵族的做法也非晋献公首创，他的父亲晋武公就不止一次地做过这种事。

比如说，晋武公灭掉了韩国（姬姓诸侯国、非战国时期的韩国）和荀国，并将这两块地分别分给了韩万和荀息。

韩万就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始祖，而荀息则是中行氏、程氏和智氏的始祖。赵魏韩三家也是在灭掉了智氏之后，才拥有了三分晋国的实力。

晋献公这种划分领土的方式好不好呢？

我只能说，在他能够掌控全局的时候，这种划分方式相当完美，国内所有实力派都尝到了甜头，下一次再搞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他没分到土地的人会更加积极。

但随着晋献公日渐衰老，他对朝堂的控制力自然会相应减弱，所以他开始对三个儿子产生了忌惮之心。

一切是显然的，随着晋献公的日渐衰老，应该由谁接班就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这个话题要分两种情况来对待。

第一种情况是，太子申生拥有远超出重耳和夷吾的实力，那么接班人就不再是问题，只能由太子申生来接班。

可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如果太子申生等不及了，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抢班夺权。

楚国就是这样的：楚成王年老，太子商臣拥有超强的实力，结果当楚成王流露出对商臣的不满之后，商臣立刻动手杀了楚成王，抢班夺权成功。

第二种情况是，太子申生虽然拥有较强的实力，但并不能远超重耳和夷吾，那么接班人的问题就有说道了。

对于国内那些贵族而言，拥立之功永远是最大的。当太子申生没法从实力上压服两个弟弟的时候，难免会有人暗中给重耳和夷吾递话：“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争位，我支持你！”

关于这一点，也并非是我胡乱猜测，大家可以看看，后来重耳逃亡的时候，到底有哪些人跟随他一起，就很清楚了。

《史记》记载了九个人，分别是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先轸、狐毛和壶叔；

《左传》记载了七个人，分别是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和颠颉。

赵氏和魏氏上面说过，都是获得封地的大贵族，狐氏源于姬姓，等于是晋国王室的远房亲戚，显然比赵氏和魏氏更加尊贵，狐偃更是重耳的舅舅。

其他几人的出身有争议，但就看上述三位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其他几人的身份就算略差，也不会差得太多。

重耳是这样的情况，夷吾那边显然如此。事实上，夷吾后来比重耳先成为晋国国君，就是获得了秦国的力挺。

所以，第二种情况虽然不会造就一个强势太子，晋献公会相对安全，但对于晋国而言显然更危险，因为这就意味着，晋国内部的各大贵族已经分成了三派，分别支持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

如果晋献公去世，这三派也很可能打成一团，就像齐桓公去世之后的齐国那样。

后来，晋献公大肆削弱太子申生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晋献公晚年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显然不存在，太子申生并不具备楚国太子商臣的实力。

也就是说，在晋献公晚年，晋国国内必然存在着至少五个派系，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为三派，晋献公自己一派，中立一派。

后来，太子申生被杀，重耳和夷吾逃亡，这三派暂时蛰伏。

晋献公去世之后，这三派开始反击，太子申生人死灯灭，原本支持他的人开始分流，有人支持重耳和夷吾，有人开始中立。

正因为有了这段历史，所以晋献公虽然为晋国奠定了称霸的基础，但他本人的后世评价始终不高。

许多人说起皇帝不重用兄弟子侄时，都会拿晋国当反面教材，捎带着还会埋汰齐桓公几句。

其实，齐桓公和晋献公的这种做法并不离谱。

比如说汉武帝，他也在晚年的时候杀太子，并压制了另外两个年长的儿子，专心培养年仅七岁的刘弗陵。

唯一的区别就是，汉武帝培养的刘弗陵，变成了后世大名鼎鼎的汉昭帝；晋献公培养的奚齐，最终被晋国贵族所杀。

而晋献公的后世名声之所以不好，在我看来，和重耳有很大的关系。

重耳就是春秋时期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史书在提起他的时候，都是一脸赞叹，说他拨乱反正，重新将晋国拉回了正轨。

要褒扬晋文公，就必须贬低晋献公。

否则，后世说起来，晋文公之所以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二位霸主，都是因为他有个好爹晋献公，这对于晋文公的名声显然是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晋献公杀了太子申生，又准备向重耳和夷吾下手，使得这两人被迫逃亡，其中重耳更是一逃十九年。

如果大肆褒扬晋献公，那么被他逼得逃亡的重耳又算怎么回事呢？

当我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想起李渊和李世民。

在史书中，李渊是一个非常无能的家伙，要不是有李世民，大唐都没法建立。

大家对比一下晋献公和重耳，是不是神似李渊和李世民呢？

其实这就是一种昧着良心的歌功颂德，史书将重耳写得人畜无害，为了保持形象，连泥土都能吃，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已。

千万不要忘记，重耳曾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手下有着大量能臣武将，背后有许多大贵族的支持，这种人绝不会是省油的灯，春秋第二霸更不可能是仁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