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制度创新的历史文脉

本文转自：福建日报

制度创新的动力可以来自于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够不断产生好经验好做法，对其中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加以总结提炼，可以上升为制度。制度创新的动力也可以来自思想上的解放、理论上的突破。

我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同时，创造了古代社会中领先的制度文明，积累了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治理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我国古代的制度设计，在许多具体方面都彰显出独到智慧和独特优势。

比如发端于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理念。自秦汉以后，死刑的最终裁量权逐渐收归中央；隋唐以后，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既分工明确，又彼此监督制约，从机制上确保了慎重适用刑罚。明德慎罚是中华传统法文化中德治、仁政及民本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

又如在古代发挥显著作用的调解制度。古代的纠纷调解大致有民间调解、官批民调、官方调解等形式。并非所有民事纠纷都到公堂之上打官司，有许多纠纷在德高望重或值得信赖的“中人”说合下，在民间就得到化解，体现了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再如以“天人合一”为伦理基础的传统生态环境文化。从法律规范维度观察，在古代礼法、律典、敕令等中，都有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例如，战国末期秦国的《田律》中规定，春二月，不得伐林木、堵水道；除非夏季，不得燃草作肥。汉代《二年律令》中也规定，春夏之季，不得伐树木山林。

还有官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很早就被纳入考核规范。西周时期《周礼》规定从6个方面来考核官吏的职业伦理：是否有良好的声誉，是否有贯彻政令的能力，是否恪尽职守，是否品行端正，是否守法，是否能明辨是非。秦简的《语书》提出良吏、恶吏的区分标准。《唐律疏议》和《唐六典》还规定了司法官缉捕、讯囚、审断、行刑等各方面的责任制度。是否遵循“德治”“民本”，是对官员进行评价的传统标准。

深入挖掘分析中国古代相关制度设计及其实践运行状况，能够为今天的制度构建和完善提供思想文化资源。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借鉴，积极进行法治建设。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用不拘地点、方便群众的形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有效解决矛盾纠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运用我国古代制度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增强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命力，让面向未来的制度创新接通历史文脉，获得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摘自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柴荣撰写的《接通制度创新的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