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三重维度

本文转自：新华日报

宋辰熙 田芝健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苏州，仿若是被置顶千年的苏绣至品“双面绣”，一面人文鼎盛，一面经济繁荣，人文与经济交融共生、相得益彰。人文经济学成就了今天的苏州，也正成为人们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窗。

人文经济学本质上反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内在深层次的逻辑关系，深刻诠释了经济与人文深度渗透融合的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其的认识从改革开放之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内涵之一。2006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中就提出“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实质上是强调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理论深厚、思想深刻、立意高远，我们务必要深入领悟、学习和贯彻。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先秦百家礼食之争。我国有关“文化”和“经济”最早的探讨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百家对于人文与经济的关系主要围绕“礼与食孰重”这个逻辑展开。儒家认为，人们失去“礼”的约束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论语·阳货》篇所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因此需要对社会的礼制进行完善以防止“礼崩乐坏”。墨家注意到礼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的功用，但对儒家倡言的“礼乐一体”则不以为然，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无益于社会秩序的重新厘定，不过是徒耗社会的财富。墨家主张“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即国家富裕是由于百姓从事社会生产才会富裕，如果生产废弃了，那么国家的富裕也就废止了。所以治国的事，必须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春秋先哲的争论用当代的话语逻辑可以概括为：人类的社会发展究竟是重点放在精神文明的构建上，还是放在发展生产力不停获取物质财富上？

“礼与食孰重”成为了探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渊源。此后，儒家学说成为了主流之学，这场有关“礼与食孰重”的儒墨之争有了结论。儒学的“克己复礼”之所以能够在这场世纪争论中成为庙堂之说，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内在逻辑：由于农业生产所基于的自然条件有限，所以必须要把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进行合理的分配，加之人的欲望难以穷尽，故而要恢复“礼制”以规训民众的教化，做到知礼明义。

及至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开始落后于西方并陷入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围攻境地。恪守礼制的文明大国终究抵挡不过船坚炮利的西方工业科技。在此之后，中国的传统人文主义开始出现了反思和迷茫。这也促使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驱动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妥善地处理好人文与经济这对逻辑关系。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深刻认知，是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认知，科学回答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交融演进的辩证关系。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不平衡”理论。马克思是最早将“物质”与“精神”视作是一对相互协调关系的学者，他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理论构成了人文经济学早期的理论雏形。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不一定保持着平衡的关系，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社会未必能创造出同样发达的精神文明和文学艺术。具体来说，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某些文艺兴盛的状态可能只存在于该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文明的进步，文明的繁荣底色会逐渐褪色。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创造的文明体系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呈现给世人。其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正比例关系。如18世纪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远逊于同时期的英国，可其所创造的社会科学水准却不亚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

马克思的观点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将效率作为衡量行为价值的唯一标准。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着重强调个体对于经济利益看似理性的决策，却忽视了人文价值对于宏观经济的整体作用。物质与精神的高度不对称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以后就愈发明显。工业化和机器生产使得西方国家纷纷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同时也深刻重塑了各国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只剩下被精致理性计算的利益关系。受此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畸形现象。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和信仰缺失成为了困扰西方国家百年来的现实问题。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意义：经济发展的人文主义回归。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突破了中国古代“精神中心主义”和西方社会“物质中心主义”的两种片面倾向，将文化与经济视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文化发展赋予经济发展以人文属性，而经济发展也为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人本主义的觉醒和人文价值理念的回归也具有重要影响。

深刻领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而坚守人文本位则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底线。高质量发展强调社会总体价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这其中，文化是重要内容。文明似水，于无形中润泽人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文明作为支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文化是重要支撑；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是重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是力量源泉。

深刻领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有助于实现人类既有治理范式的创新。传统人类社会治理模式表现为人通过技术研发赋能生产力的不断跃进，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实现物质文明的提升。随着科技的发展，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科技的新纪元。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国际社会试图免于被技术控制，避免人类社会滑向“技术利维坦”的深渊，其所依赖的恰恰是人本主义的回归和人文经济学的发展。

深刻领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有助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化进行转型。而转型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彼此相融和再造的过程，二者经过相互的作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而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正是可以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的思想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贯通以及科学理论、文化精髓与生动实践相融通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催生人文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也进一步呼唤人文经济学新的理论建树和人文经济的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