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唐朝第一名状元，也是历史上记载完备、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状元

孙伏伽，今河北故城县人。公元622年，唐朝科举甲榜第一名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记载完备、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状元。

孙伏伽在隋末曾考取秀才，任职隋朝，几经升迁，至隋炀帝末年，官至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的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查办贿赂。识时务者为俊杰，孙伏伽在李渊称帝后归顺唐朝。唐高祖武德五年12月，孙伏伽参加科举考试，在30名举子中名列第一。

科举考试开始于隋文帝，隋炀帝时始设进士科，但时至今日，史料上没有发现隋炀帝时开科考试情况的详细记载，这样在中国科举史上，孙伏伽便成为有据可考的第一个状元。

唐高祖李渊即位后，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但其功劳和威信远不及次子秦王李世民。于是太子就和另一个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同时李世民集团也不服太子，双方一直明争暗斗。公元626年，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然后逼迫高祖李渊立自己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位。李世民即唐太宗，年号贞观。

在“玄武门之变”中，孙伏伽站在李世民一边，为其鞍前马后，奔走效劳。李世民即位后，因功赐孙伏伽为男爵，食邑乐安。贞观元年，又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

孙伏伽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上谏。针对隋朝灭亡的教训，孙伏伽上书唐高祖，建议皇帝在治国理政方面要做到：一、虚怀纳谏，励精图治，广开言路，选贤任能。二、不贪图安逸享乐。三、慎重选拔太子及诸王身边之人，防止小人谗言误国坏事。

孙伏伽指陈得失，毫无避讳，慷慨陈词，使唐高祖深受感动。唐高祖认为孙伏伽“既怀凉直，宜处宪司”，于是深得李渊器重，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同时赏赐帛布三百匹。

唐朝在平定东都后，高祖颁布大赦令，下诏大赦天下。但不久又要处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打算将其全部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地方。孙伏伽进谏说:“王者无戏言。今四方已定，法者陛下自作，须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为无信，欲人之信，岂可得哉？臣愚以为贼党于赦当免者，宜一切加原，则天下幸甚。”意思是说君王无戏言，不能出尔反尔，如今天下安定，法令是陛下自己制定的，必须自己先遵守它，才能让天下百姓信服且敬畏。自己不守信，却要别人守信，这怎么能行呢？我以为那些按赦令应当赦免的贼党，应当一律加以原谅，那将是天下之大幸。”他认为“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自己做事不讲信义，而要天下的人相信你，怎么可能呢？

唐太宗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于是皇帝经常出宫打猎游玩。一天皇帝正要出发，哪料孙伏伽匆匆赶来，一把把马缰绳绕在腰间，跪在马前说：“陛下今天出门，就请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愿意以死换取皇上对诚实忠告的采纳。”孙伏伽及时劝止皇帝，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他高兴地说：“你能指出我的过失，朕能改正过失，天下大概可大治了啊！”

贞观五年，孙伏伽因上奏揭发囚犯出现失误被免官。不久李世民又重新起用他为刑部郎中（刑部下属部门部长的秘书），后再度出任大理少卿，旋即调任民部侍郎（即户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民政、户籍、财务部门副部长）。贞观十四年，孙伏伽被提升为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后出京任陕州刺史（陕州最高行政长官）。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因年老辞去官职。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卒于河北故城县家中，寿终正寝。

孙伏伽心系百姓，关心民间疾苦。唐初，赋税繁重，他多次上书请求减免。由此，唐朝赋税征收由原来的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其性格宽宏大量，处事从容，荣辱不惊。当初，孙伏伽被授予御史时，尽管自己已从朝中得旨，但回家后秘而不宣，面无喜色。很快，御史登门宣旨，合家狂喜而孙伏伽若无其事。时人都称赞他有度量，认为可以和顾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