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南极科考40年：中国如何在极端环境中书写科研奇迹？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建成，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事业自此开创，广袤无垠的南极从此有了中国人持续奋斗的身影。同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国际南极治理舞台上正式有了话语权。40年来，我国南极考察一路风雪兼程、筑梦冰原，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着哪些挑战？

不久前，我国南极科考团队设计的六足机器狗崭新亮相，定制的鞋子、特殊保温处理的电池，让考察队员们在应对南极的恶劣环境时有了“新助手”。

用机器狗助力南极科考、使用无人机在南极寻找陨石、利用特制的重力活塞柱状取样器像给地球“打针”似的提取南极海底沉积物......近年来，中国南极考察队在考察的过程中亮出的科技范儿，展示了我们在探索南极过程中非凡的实力。

人类在南极地区的活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来，共有30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150多个考察站开展科学考察，而中国真正拿到“入场券”，是在40年前建成长城站之后。那时候我国的物资装备和保障能力都非常薄弱，连运送物资需要的专业破冰船都没有，用来替代的船不能直接抵达建站地点，队员们还必须驾驶简陋的小艇，把大船上的物资一点点转运上岸。

正是靠一批又一批南极考察队的队员们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中国南极科考一步一步走进世界舞台中央。1985年10月，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国际南极治理舞台上正式有了话语权。不过，在进入“南极俱乐部”初期，我们和很多大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只能奋起直追。

当时，南极最具科学考察和研究价值的区域有三个点：极点、冰点和高点。其中两个都已经有了考察站。早在1957年，美国就在极点建了世界上唯一的常年考察站——阿蒙森—斯科特站。而冰点这个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前苏联也在此建成东方站。只剩下被称作“人类不可接近之极”的高点没被攻克。我国为了推进南极科考事业发展，从1991年便锁定目标，要在南极的高点去建昆仑站。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军：“为了建昆仑站学习经验，我们组了一个团去美国的考察站。当我看到美国的考察站和装备，给我的震撼不是一点半点，实实在在看到了我们的差距，也激励我们往前推进的动力。”

经过18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的南极工作者们以不服输的劲头，最终把这个国际上公认的“硬骨头”给啃了下来，在这个“人类不可接近之极”的高点建成了昆仑站。

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科研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南极科考力量不断壮大，建站和科考工作更加大步向前。我们在南极探索的成就可以说今非昔比。

目前我国共建成5个南极考察站，分别是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和秦岭站，数量位列世界第三。

这5个考察站使命各不相同：长城站主要聚焦生态方面的研究；中山站则侧重研究冰川、高空大气物理；昆仑站增添了天文观测研究、深冰芯钻探及研究；而2014年建设的中转枢纽站泰山站，则是为了更好地为南极科考提供保障；去年落成的秦岭站，从选址到建成历时12年，屹立于罗斯海西岸，填补了我国南极科考布局的重要空白。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原总工程师徐世杰：“这个站不仅看数量，而且还要看地区，因为南极1400万平方公里，比我们国家的面积都大。从考察站的分布来讲，可以说占据了南极重要的地理单元，有亚南极的代表长城站地区；有很有代表性的南极丘陵中山站地区；秦岭站是在罗斯海，就是著名的罗斯冰架；还有内陆的泰山站和昆仑站。(我国)南极建站的情况在南极的国家中排名领先，排在第一站队。”

五个考察站的建成，为我国南极科考工作从南极圈外有序挺进南极内陆地区打下坚实基础，助力我国南极科考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而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似的胜利，跟国家的大力托举密不可分。

徐世杰：“后勤保障是基础，为我们认识南极提供了保障。在硬件方面，现在有5个南极考察站，有2条船，有直升机，有固定翼飞机，撑起了南极考察的整体骨架，这个骨架很硬。”

南极科考要出成果，因为它特殊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后勤保障是重中之重，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后，为南极科考提供的海陆空三方面的硬件保障更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内陆车队运输方面我们国际领先。令更多国家羡慕的是，我们有两条科考船，从“雪龙”号极地科考船服役显著增强我们的极地科考能力，到自主建造的“雪龙2”号服役实现南极科考“双龙探极”，我国南极科考装备的不断升级，助力我国南极考察事业扎实而稳健的成长。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总工程师何剑锋：“其他科考强国，像日本、德国、英国都只有1艘(极地科考船)，咱们现在有2艘，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极地季节性非常明显，比如夏季和秋季完全不一样。双船的好处就在这里，一个是区域能够扩展，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同一时间进行相应对比。同样的内容，可以把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

有了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为考察队员保驾护航，他们的科研工作才得以有序开展。李金锋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5次参与南极科考，从2014年开始在南极长城站周边开展极地植被生态系统监测的工作，他对此深有感触。

李金锋：“我在2014年2月份拍摄的(植被监测点照片)，发草的盖度大概是20%左右。到了2024年2月份，也就是整整十年之后，发草的盖度已经超过了70%。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但是很多科学家对这个数据是非常感兴趣的，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南极的植被、生态环境确实是在变化的，但它到底是怎么变的，这个变化的幅度超过了很多科学家的想象。”

李金锋说，此前他们都是从其他国家那里去寻找数据，但是在这个项目他们坚持观测了十年后，就能获取一大批一手数据。

李金锋：“(现在我国)能够有能力保障科学家各个方面做统筹性的长期观监测，是我们国家硬实力的一个体现。没有这些保障，我们没法获得这么详实、连续的一手数据，只有有了这些数据和成果，我们才能在国际上表达我们的声音，在科研领域去发声。”

有了国家提供的强大后勤保障，近年来我国的南极考察工作在南极冰川学、空间科学、生物生态、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的成果，并推动南极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极大地夯实了我国南极科考的硬实力。

而一个国家在南极事务中，不仅需要硬实力，构建软实力也非常重要。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构建南极科考的软实力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努力。

徐世杰：“软实力表现在南极的国际谈判桌上，主要以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为主，通过《南极条约》协商国来共同商定、讨论如何制定南极的行为规则。因为《南极条约》这个体系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为此聚集了一些社会科学家、国际法专家来专门研究它。我们也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不断地提高我们国家在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放眼全世界，在开展南极科考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其实是后来者，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奋发拼搏，我们逐步后来居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首次发布白皮书性质的南极事业发展报告——《中国的南极事业》，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这几年来，我国深度参与南极生态环境保护、南极海洋保护区等国际治理的协商，牵头提议设立了恩克斯堡岛南极特别保护区，等等。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认识世界、探秘未知，是人类天性使然。南极科考我们刚刚走过40年，是过往征途，也是未来新起点。前景广阔，使命光荣，我们的南极工作者还将继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同国际社会一道，更好地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为造福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编辑:史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