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景公的霸权策略：从退田伐郯到蒲地会盟

周简王三年（前583年）冬，晋上军将士燮奉命出访鲁国，‘请求’（命令）鲁国君臣配合晋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一起出兵讨伐东夷小国——郯国；而本年初晋国公族大夫韩穿出使鲁国时，又迫使鲁国将‘汶阳之田’归还给了齐国。

这两件事，让鲁国君臣极为反感，可又不能拒绝霸主的命令；因此鲁成公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得先归还了‘汶阳之田’，然后又派鲁大夫叔孙得臣为统帅，率鲁军与晋军会合，一起讨伐郯国。

晋景公此次对鲁国的‘退田、伐郯’之举，只是一个‘管理、驯服’盟友的手段而已，并以此来凸显自己诸侯霸主的权力和地位，保持晋国的霸权不移。可晋景公这么做，虽然维护了晋国的利益和权威，但让其他诸侯盟友们的畏服和敬仰晋国之心在慢慢地减弱，而产生了疏离、提防的心思。

晋景公也知道，一味地用强横手段来逼迫盟友们听从自己的指令，夺取他人得封利益来稳固晋国的霸主地位，那样早晚会失去人心、使盟友们纷纷逃离。

因此，为了笼络、安抚立场开始不稳的诸侯盟友们，晋景公于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年初，特地在晋国的蒲地（山西临汾蒲县）举行了会盟仪式，邀请盟友们前来参会，并与大家重温了‘马陵之盟’时的盟辞（也就是再次强调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协相互作）。

各诸侯国接到了晋景公的‘会盟’通知以后，虽然大家对晋国之前的所作所为心中都有所不满（甚至厌恶），但诸侯们慑于晋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以及晋侯本人‘代天子讨伐不臣’的政治威慑力，到底没敢直接忤逆背叛霸主；因此，在晋景公发出会盟信后，晋国的盟友——齐、鲁、宋、卫、郑、曹、莒、杞等国的国君（或者卿士代表）基本上都奉命前来蒲地参会了（虽然是不情不愿的）。

而此次代表鲁国前来会盟的，是鲁国正卿季孙行父（鲁成公实在是不想来赴会）。

当顺利抵达了蒲地、并在会盟现场见到了上次出使鲁国、逼迫鲁国出兵参与伐郯的晋国上军将士燮之后，季孙行父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恨、委屈之情，于是忍不住对士燮出言挖苦说：

“大国（晋国）既不修仁义，又德行不竞，就算接连地举行会盟、与诸侯们重温之前的盟誓，还能有什么用处呢？”

士燮没有过多地和季孙行父打口水仗，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毫无感情色彩地回答说：

“假如像您说的那样——晋国不能用仁义德行将诸侯们聚合在一起，没有德行；但我们还可以用勤勉来安抚诸侯、用宽厚来对待诸侯、用坚强来驾驭诸侯；而后，我们再用盟誓来约束诸侯；先笼络顺服的、再讨伐有二心的（诸侯），那么这也是次一等的德行，怎么能说没有用处呢？”

至于士燮说的这番话，季孙行父他信不信，那不是士燮所该考虑的事情，反正他自己是信了；当然，晋景公也是这个意思。

虽然诸侯们都按照盟主晋国的指令，全部来到蒲地，参与了与晋景公的会盟，但这次会盟并没有达到晋景公心中所期待的效果，“安抚、笼络诸侯”的预定成果并不显著，诸侯盟友们对晋国的猜忌和疏离态度，始终没有消散。

在预备蒲地会盟时，晋景公原本还邀请了南方的盟友吴国一同来参与会盟（这也是地处南方的吴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收到中原国家发出的会盟邀请），这是晋景公想以此来缓和两国之间因为‘伐郯’之争而引起的隔阂和龃龉。

但吴王寿梦傲气十足，根本没给晋景公这个‘霸主’面子，对晋景公抛出的‘示好媚眼’也丝毫不予理睬（寿梦是以此来表达对晋国伐郯军事行动的不满），不但寿梦自己没有来参加盟会，他也没有派任何吴国的大夫或者公族子弟前来蒲地，就这样硬邦邦地回绝了晋景公的善意。

晋国因为举措失误，导致诸侯盟友们心怀怨念、渐有二心的情况，当然不会逃过另一个大国——楚国的眼睛，而对于这天赐的良机，楚共王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于是，就在蒲地之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即周简王四年（前582年）二月，楚共王便偷偷遣使者携带重金、宝器出使郑国，向郑国国君郑成公表达了重新缔结‘楚、郑盟约’的意愿；楚共王还以楚国先王（楚庄王）曾对郑国有恩，楚、郑又曾是姻亲（郑文公曾迎娶楚成王的妹妹）的理由，劝说郑成公不要再留在晋国联盟之内，改为和楚国继续结盟，以后郑国的安全，就由楚国来保护了。

此时的郑成公，正因为之前鲁国被晋国逼迫割让‘汶阳之田’以及‘强迫出兵伐郯’之事而心有余悸，对晋国的骄横自大、任意欺压其他盟友的行为也腹诽不已，生怕自己的郑国也会遭到这样的厄运。

因此，对楚国主动上门要求结盟的‘好意’，郑成公当即便心领了，准备接收楚共王的‘聘礼’。但为了不过度刺激晋国，郑成公还是有所保留，并没有立即与楚使达成结盟的协议，而只是偷偷前往邓地（河南漯河偃城县），和楚共王的代表、楚国大夫公子成进行了私下会面；不过，当时郑成公也没和公子成立即盟誓，而是约定了先期互通往来而已。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郑成公背着盟主晋国，偷偷在私下与楚国使者接触之事，很快就被晋景公所得知；而这种骑墙待沽、吃里扒外的背叛行为，自然让晋景公勃然大怒，对郑成公的态度那是厌恶至极（这怪不得郑成公要偷偷这么做，你看你晋国之前是怎么对待鲁国的）；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致使郑成公公开叛盟，晋景公还是勉强压住了怒火，准备将来寻找机会，再找郑成公算账。

半年之后的周简王四年（前582年）秋天，郑成公恰好因事要前往晋国去朝觐晋景公，他便离开了国都新郑，向晋都新田进发；而让郑成公没想到的是——他才刚刚离开郑国、走到了晋国的铜鞮（山西长治沁县）、还没有到达晋都新田之时，就被早有准备的晋景公派军队直接就地擒拿，并关押在了新田的监室中；郑国由此暂时失去了国君。

晋景公早就对郑国以及郑成公的‘私结楚国、背友叛盟’之事震怒许久了，这次寻机将郑成公给扣押下狱之后，晋景公马上借着郑国国君被拘、群龙无首的好机会，派中军将栾书率军伐郑，借此来警告、敲打其他的盟国——吃里扒外、背叛盟主的下场，就是郑国这个样子。

当时，留在国内暂时代掌国政的，是郑国卿士子良、子罕（都是七穆成员，郑成公的叔父）；他们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晋军进攻惊慌失措，再加上国君也被晋国所扣押，郑国实在无法承受晋国的强大压力和怒火；于是，郑国留守的卿士们赶紧派郑大夫伯蠲紧急前往晋国，向盟主晋景公去赔罪、请和，态度谦卑地请求晋国原谅郑国的这一次过错，并放郑成公回国；郑国保证，将从此断绝和楚国的来往，继续归附于晋国，老老实实留在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中。

但此时的晋景公依旧怒气不减，并且他也有故意闹大事态，以此来威胁、震慑楚国的意思（还有杀鸡给猴看的意思；鸡自然是郑国，猴就是齐、鲁、卫、曹、宋等诸侯盟友）；于是，晋景公不顾伯蠲是专门前来向晋国‘请和’的使者，悍然下令将其公开处死，以此来惩罚郑国的背叛逃盟行为。

对晋景公不顾外交仪制、悍然杀害郑国请和使者伯蠲的行为，左丘明在自己的著作中，评价晋景公这么做是“非礼也”；左丘明并补充解释说：“兵交，使在其间可也。”（即使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事，也是允许两国的使臣来往其间，作为各自国家的代表传递消息、进行沟通的）。

《左传·成公九年》——‘栾书伐郑，郑人使伯蠲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

后世之语：“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说的战争时期应遵循的惯例、规则，也就是出自这里。

晋景公身为大国国君、诸侯霸主，却不顾国家之间的外交交往惯例，悍然杀害了郑国前来求和的使臣，从这里就能可以看出——晋景公和晋国对郑成公郑国的背叛逃盟行为有多么厌恶，晋景公本人对郑成公的怒气又有多么的旺盛。

而楚国这边，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基本上拉拢到郑国应允归附、即将重回自己的阵营中，可事情还没完成一半、郑成公就被晋国给绑票了，楚共王身为与晋景公并立的大国国君，当然不能坐视郑国国君被晋国所扣押、郑国使者被晋景公所诛杀之事而不顾。

但楚共王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挖墙脚、抢郑国’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和老对手晋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那样显得楚国没有大国的风度，是赤裸裸的明抢盟友了。

于是，楚共王便学着楚国历代先君当年的老办法——用出兵攻打晋国的盟国的方式，来迫使晋国重新考虑与郑国的交往关系，乃至于为了维护晋、郑关系而释放郑成公。

至于这么做有没有效果，估计楚共王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楚军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出兵北上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