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秦朝如此短命，而汉朝却又如此兴盛呢

秦末农民起义，刘邦推翻秦后被封为汉王。楚汉争霸，刘邦战胜项羽并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正所谓“汉承秦制”，刘邦建立西汉之后，在统治模式、政治框架、官僚制度等方面，基本延续了秦始皇建立的一系列制度。那么，为何秦朝如此短命，而汉朝却又如此兴盛呢?原因便在于，秦始皇毕竟是全方位的创新，其所建立的制度显然是“试用版”，而刘邦则汲取了秦朝的历史教训，对这些制度在继承的同时，也进行了修改，使用的乃是“升级版”。

1、郡县制的继承和发展：郡国并行制一定程度缓解了矛盾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后，开始全面推行郡县制，而该项制度推行之后，利益损失最为严重的，便是六国贵族后裔，这些人自然对秦国统治极为不满。刘邦为缓解矛盾，则改为推行“郡国并行制”，减少了反对声音。

虽说春秋战国以来带有典型奴隶制色彩的“世卿世禄制”已经逐渐崩溃，但山东各国贵族仍然掌握有极大的特权，不仅拥有封地、百姓、经济特权，而且对朝政也拥有一定影响力。而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后，却等于从制度层面彻底废除了贵族们的特权，这自然另六国贵族后裔极为不满，他们又岂能支持秦国的统治。

刘邦建立西汉之后，则汲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再加上其在楚汉争霸时期也分封了一些异姓王，于是改为推行“郡国并行制”，即在中央朝廷直接统治地区推行郡县制，其余地区则推行分封制。

当时，中央朝廷直接统治的地区，主要以原秦国统治区域为主，这些地区的百姓早已适应了郡县制，反对声音自然不强。至于推行分封制的地区，虽然这些诸侯王大多都不是六国贵族后裔，但同样减少了反对声音：一方面，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争霸，六国贵族后裔的声望和实力早已损失殆尽，很难再度兴风作浪;另一方面，无论是汉初的异姓诸侯王，还是后来的刘姓诸侯王，都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一旦封国内有个风吹草动，他们不仅能够及时发现，而且应对的比中央朝廷更为积极，这便使得矛盾得以转移。

虽然秦朝和汉朝的最终目的都是全面推行郡县制，但相较于秦始皇那种一刀切的强制推行，汉朝的郡国并行制方式无疑更为柔和，遭受到的反对声音更小。再加上六国贵族后裔实力大损，推行起来难度自然就小了很多。

2、官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体系更为完善，建立官员选拔机制

秦始皇为中央集权统治而制定的“三公九卿制”，虽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就其制度本身而言，受限于当时没有配套的官员选拔机制，此制度并不完善，再加上秦国的法家治国理念，结果导致士子阶层对秦国极为不满。

从春秋战国开始，列国为图强均大肆招揽士子阶层进入朝廷，而当时士子求官主要通过“游说”手段，即以自己的学识说服各国君主，从而得以入仕为官。而秦始皇推行“三公九卿制”后，由于其以法家治国，因此大量任用通晓律法者和立有战功者为官，导致六国士子彻底断绝了晋升之路。虽然秦始皇也设有“博士”职位以六国士子充任，但那毕竟是没有实权的官职，又岂能令这些士子满意。

刘邦在建立西汉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士子阶层的巨大作用，因此其即位之后极为重视人才的选拔任用，在位期间首下求贤诏，要求各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与秦朝不同的是，汉朝选举官员更重才能，而非主要看律法，这就使得士子阶层得以大量入仕为官，化解了士子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此外，汉朝在继承秦国“三公九卿”制的基础上，又通过不断改进，使得官僚系统更为完善，以地方官员为例，西汉一个郡的最高长官为太守，而太守又配有别驾、主簿功曹、议曹、贼曹掾、决曹掾、贼捕掾、五官掾等属吏，而县令(县长)之下则设县丞一人，县尉两人(小县尉一人)，并配备其他佐吏。

相较于秦朝由于官员数量有限，不仅中央朝廷官员数量并不算多，就连地方也仅有郡守、郡尉、郡监、县令(县长)、县丞等高级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而其他下级官员更多为就地提拔，这使得朝廷对地方官吏极为有限，这点可以参考刘邦起义之时的景象。而汉朝对官僚制度的完善，使得朝廷对地方郡县的掌控力度进一步加大，且增加了各地官员治理地方的能力和效果。

至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官僚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且朝廷也建立了极为完善的官员选拔机制，朝廷完全可以用军功、察举、征辟以及“郎官取用”等方式全面选拔人才，并设立太学培育储备官员，不仅使得士子入仕途径大为增加，更是将地方豪强逐渐拉上了朝廷的战车。

3、《秦律》的继承和发展：废除严刑苛法

从目前出土的秦法记载来看，秦朝律法虽谈不上残酷暴虐，但却极为严苛，秦国百姓对此早已适应，但六国百姓对此却极为不适，再加上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导致秦法变质，结果闹得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是秦朝被称为“暴秦”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秦国治国采用法家思想，而法家讲究的就是一个“法、术、势”，具体表现为“法网严密、高效执行”。《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蒯通曾对范阳县令说，“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由此可见秦法之严苛。

刘邦西入关中之初，便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的一系列苛法，赢得了关中百姓的广泛支持。而在建立西汉之后，为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恢复社会制度和经济，刘邦又命令萧何根据《秦律》，制订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九章律》)，且规定只要百姓不违法，那么便允许百姓从事各种活动。

除了刘邦之外，汉高后吕雉在位期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减刑，颁布赎罪法”、制定“戍卒岁更”，并废除了挟书律，汉文帝时又废除了肉刑。可见，汉朝虽继承了秦朝的律法，但在执行上却大为减轻，这自然赢得了百姓们的广泛欢迎。

4、社会各阶层普遍受惠，汉朝统治迅速稳定

除了在“汉承秦制”基础上，对秦朝一系列制度的完善和改进之外，汉朝统治能够迅速稳固的另一个原因，便是社会各阶层能够普遍受惠，从而迅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

首先，对于有功臣之臣的封赏。《史记·高祖本纪》有载“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实现天下一统后，刘邦便解散了大量军队，并根据各人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又按照爵位授予田宅。参与入关灭秦的将士如果愿意留在关中，则免徭役十二年，如果回到家乡，则免徭役六年，以此来奖励留在关中的人，迅速蓄积京畿地区人口，壮大中央政府实力。

其次，消除战争带来的敌对情绪。《汉书·高帝纪》有载，“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对于那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和战败一方的将士，刘邦号召他们返回故乡，并且认可了他们在秦朝获得爵位，并依此赐予田宅。如此，便稳住了秦朝的既得利益者，迅速缓解了敌我双方的矛盾。

再次，恢复底层百姓社会地位。《汉书·高帝纪》有载，“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对于那些因战争或破产而被迫卖身为奴的，刘邦下令恢复了他们平民的身份，这使得大量社会底层百姓得以解放，对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后，减轻税赋，减少徭役。历经长期战乱，汉初的社会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因此刘邦立国之初便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田租施行十五税一，而且还偶尔蠲免全年田租。徭役基本上三年才征发一次。此举不仅使得民力得以休息，而且使得百姓迅速从秦国那繁重的劳役中解放了出来。

如上，汉朝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是极为有利的。尤其是当百姓们刚刚经历了秦朝那种严苛的统治之后，这一系列政策更容易赢得百姓们的支持，再加上战乱之后人心思定，使得汉朝的统治得以迅速稳定。

综上所述，从制度层面来讲，汉朝虽然继承了秦朝的一系列制度，但却针对秦朝在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这些制度进行了改进，确保这些政策始终处于社会各阶层的接受范围之内，自然就避免了秦朝迅速灭亡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