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姿英发话周郎

在《三国演义》写到的东吴人物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周瑜。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少与孙策为友。孙策经略江东时，他领兵归之，协助孙策开创孙氏政权，极受倚重。建安三年（198）任建威中郎将，年仅二十四岁（虚岁），人皆称为“周郎”。后升任中护军。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而死，他与张昭同辅孙权，孙权以兄待之。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军南征，威逼江东，他与鲁肃坚决主战。孙权以他为统帅，联合刘备军，大破曹兵于赤壁，巩固了孙氏政权。次年击败镇守南郡的曹仁，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建安十五年（210），欲率军取蜀，在由京城（今江苏镇江市）返回江陵（今湖北荆州市）的途中，不幸病卒于巴丘（今湖南岳阳），年仅三十六岁。在东汉末年那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时代，周瑜堪称第一流的人才。他志向高远，英武豪迈，精通韬略，为孙吴集团建立了丰功伟绩。

与孙策、孙权的另一主要辅佐张昭相比，他最突出的优点是胆识过人，关键时刻善于决断，勇于任事。建安七年（202），曹操乘着大败袁绍的威势，要孙权送儿子去作人质。孙权与群臣商议，张昭等犹豫不决，周瑜却坚决反对道：“今将军承父兄馀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汎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於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馀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这一见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符合孙吴集团的长远利益，孙权欣然采纳，避免了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建安十三年（208），面对乘胜而来的曹操大军，张昭等大多数谋士都主张降曹，许多将士也感到惊恐不安，周瑜却坚决主张抗曹。他精辟地分析了曹操的几大不利条件：“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於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从而断言：“将军擒操，宜在今日。”并且主动请缨：“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周瑜传》）这就促使孙权下定决心抗曹。决策的当天晚上，周瑜又面见孙权，进一步分析了曹操的劣势：“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按：指降曹之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这又大大增强了孙权取胜的信心。果然，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大获全胜，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周瑜，孙氏政权很可能就此覆灭。因此，孙权对周瑜极为敬重，缅怀不已，称帝时还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历史上的周瑜，不仅雄才大略，功业赫赫，而且“性度恢廓”，待人谦让。老将程普曾经在他面前摆老资格，屡次与他过不去；他却从不计较，始终谦和相待。后来程普对他深感敬服，对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此外，他还精通音乐，即使在酣饮之时，乐队演奏若有缺误，他一下子就能察觉，回头视之。为此，当时有歌谣说：“曲有误，周郎顾。”如此文武双全的奇才，真不愧为千古风流人物！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以史实为基础，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独具风采的周瑜形象。历史上周瑜在几个关键时刻的言行功业，《演义》全都予以详略不等的描述：一是协助孙策开拓江东基业（第15回）；二是劝孙权拒绝送子为人质（第38回）；三是率领东吴大军征讨江夏，歼灭黄祖军（第38－39回）；四是激励孙权，决计抗曹（第44回）；五是作为吴军统帅，在众寡悬殊的条件下，把雄视天下二十余年的曹操打得大败而逃，获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第

45－50回）。这些情节，把周瑜的远见卓识、英武机警、足智多谋、风流倜傥表现得十分生动，使周瑜形象成为东吴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个。然而，罗贯中出于“尊刘”的创作倾向，在《三国演义》中竭力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渲染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诸葛亮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在塑造周瑜形象时，他也不忘突出诸葛亮。为此，他把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定位于“同盟”、“对手”、“知音”三个基点上，有意编织了一系列二人“斗智”的故事，以周瑜之智来衬托诸葛亮之智。这些“斗智”故事，集中于“赤壁大战”和“三气周瑜”两大情节单元。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本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都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南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这些情节，在总体框架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带有大量虚构成分，有的甚至纯属虚构，虽然波澜起伏，脍炙人口，却无形中降低了周瑜的历史作用；而且把原本“性度恢廓”的周瑜写得胸襟狭隘，对人物性格也有所改变。――当然，《演义》写周瑜的狭隘是有分寸的：周瑜之所以欲除孔明，并非忌孔明之才，而是忌孔明之才不能为东吴所用，担心其今后对东吴不利，乃是“英雄各为其主”的心理反射；尽管其眼光不如鲁肃长远，但与小人之嫉贤妒能、害才营私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三气周瑜”，则基本上出于虚构。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鲁肃传》、《蜀书·先主传》等资料，赤壁之战以后，周瑜立即进兵南郡，经过一年左右的反复较量，终于打败了曹仁，于建安十四年（209）夺得南郡。在战斗中，周瑜曾被流箭射中右胁，伤势颇重；但这里并无诸葛亮派赵云趁机袭夺南郡之事。直到周瑜死后，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南郡才归属刘备。由此可见，“一气周瑜”纯属虚构。周瑜夺取南郡后，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是因为看到刘备实力增强，心存畏惧，所以“进妹固好”，这并非周瑜的主意，更不是什么“美人计”。在此以后，刘备到京城（《演义》写作“南徐”，误）见孙权，周瑜倒确实是给孙权上过书，建议将刘备留在东吴，让其沉溺于声色之中，并分开关羽、张飞，使其为东吴所用；但孙权考虑到要对抗强大的曹操，必须广揽英雄，与刘备联合，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可见“二气周瑜”也基本上出于虚构。至于周瑜欲取益州，意在为东吴扩大地盘，进而攻取汉中，以图北方，并非用诈，孙权还曾派人去见刘备，希望共同取蜀；刘备为了今后独占益州，以“新据诸郡，未可兴动”为理由加以拒绝；周瑜在准备进兵时，病死于巴丘，遂使这一计划搁浅。由此可见，“三气周瑜”同样是虚构的。

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作者，抓住上述史实中的某些由头，加以生发渲染，虚构出许多表现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故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就有这样一些情节：周瑜率军假扮商人，欲乘夜晚袭夺荆州（实指江陵），被诸葛亮识破，命赵云拒其入城，周瑜强攻，又被刘备众将打败；周瑜向孙权献计，将孙夫人嫁给刘备，让其伺机刺杀刘备，结果孙夫人反而与刘备结成一心，使周瑜弄巧成拙；周瑜欲借道取蜀，被诸葛亮派张飞领兵拦住，周瑜偷道而过，张飞却掩袭其后，把周瑜夺得的郡县全都据为己有。就这样，周瑜一次又一次地气破金疮，终于死于巴丘。这些故事虽然写得热闹，但漏洞太多，随意性太强，历史感较差。罗贯中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改造加工，使情节更加连贯流畅，针线细密（其中也有经不起推敲之处），虽是虚构，但具有较强的历史感，使人感到“像”那段历史，加之贯注其中的浪漫主义情调，“三气周瑜”便成了妙趣横生的精彩篇章。在与诸葛亮斗智时，心高气傲的周郎总是捉襟见肘，着鞭在后，略逊一筹。他精心制定的计策，总是被诸葛亮一眼看穿；他谋取荆州的各种措施，也总是被诸葛亮一一化解。尽管他竭力争取主动，但劳神费力一番，却是要么功亏一篑，要么弄巧成拙。经过“三气”的沉重打击，他的身心均已崩溃。临终前那“既生瑜，何生亮”的长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于是，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哀怨，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完成了一出命运悲剧，给后人留下不尽的叹惋与追思。

对《三国演义》有关周瑜的描写，今人每每以为有损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不过，应该看到，在罗贯中的时代，还没有形成真正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了某种观念而对人物性格加以取舍改造是很自然的。何况几百年来，广大读者已经认同了罗贯中对周瑜形象的处理。今人不必对罗贯中亦步亦趋，也不必以历史否定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