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房就去抢，我又被欧美人刷新了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任远

设想你是一处房产的合法拥有者。但一个陌生人，一分钱没花，就闯了进去，并且长期住在里面。久而久之，陌生人就成为了你的房产的合法主人。

这不是什么奇闻轶事。擅自闯入一处房产，并且长期居住或者占有的行为，在西方社会有专门术语，叫“squatting”，由“squat” （深蹲）引申而来。

更离谱的是，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squatting”竟然是合法的。在那些被视为非法的国家，占有闲置房屋的人，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有“squatter's right”，然后不费一分钱，就成为房产的主人了。

新冠疫情以来，占房运动在欧美社会越演越烈。就在最近，有一些海外华人，被盯上了。

回不去的家

“这太离谱了，他们把我锁在我自己的屋子外。”

美国华人Linda Giang正面对一件她所不能理解的事情。起因是，今年年初，她收到休斯顿当地业主委员会的邮件，说需要清除她家车道上的树叶。身在加州的Linda，开车载着母亲，回到了休斯顿，看看自己能做什么。

她掏出钥匙，打开自家房门，令她震惊的事发生了，这里竟然住着一家五口，他们把屋子搞得一团糟，堆满了杂物和各种生活用品，完全不是她离开前的样子。

美国华人Linda Giang的家被占

占房者是一位黑人女性，她声称，他们手上有租约。但所谓租约，并未将Linda或她丈夫列为房东。而这所房屋，的的确确是Linda Giang所有的。他们一家人搬去了加州，虽然贴过出租公告，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租客。

她原本以为，房屋应该一直空着的。

但眼下，Linda赶不走他们，周旋了一个多月，对方索性把门锁换了，这下Linda彻底回不了自己家了。

她和她的邻居打电话给休斯顿警察局，还有第5区的副警长办公室。两个机构告知，这是一个民事问题，他们没办法逮捕占房者。

在德州，擅自占地者，可获得房产，但有一个原则，占房者事先不知道房产有人，而且必须依照诚实行事。

走投无路，Linda带着ABC的记者，试图用舆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占房者却大大方方地接受媒体访问，称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美国华人Linda Giang接受媒体采访

后来，警方总算调查清楚，占住者伪造了租约，这才下达了最后搬离期限。这场漫长的驱逐战，让Linda心力交瘁，她下定决心，把屋子卖掉，不做房东了。

Linda这样的受害者不在少数。

美国一位名叫Brian Cweren的律师接受媒体访问称，近年这类欺诈案件越来越多，一些人闯入好房子，想赖着不走。我在这行25年了，过去几年确实增加很多。

美国之外，欧洲更是占房者的天堂。

占房还有理了？

打开搜索引擎输入“squatter”，会出现一大堆词汇，比如，“战术性占有”“战略性占有”“抗议性占有”“建设性占有”.....

无一例外，它们都在教人如何“合法”占有一栋空房子，而且不被原主人或者当局驱赶。

在诸多欧洲城市，譬如阿姆斯特丹、伦敦、米兰、雅典、巴塞罗那和柏林这些大城市，都有各色占房组织，打着各种旗号，给各路占房活动者支招和提供帮助。除了占有长期无人居住的房产之外，squatter也会占有废弃的公共建筑，譬如闲置的剧院、办公楼或者医院等。

擅自占地者接管废弃房屋

在不同欧洲国家的语言里，还有专门的词汇：在西班牙，占房行动被称作“okupa”；在荷兰，它则被称为“krak”；德语相对应的词是“instandbesezten”，希腊语里则被称为“Chrisoktisia”。

这种在中国人看起来纯属犯罪的行为，在西方社会，有着极其复杂的语境与传统。

把人家房子占了，怎么还能理直气壮？其实在“squatter”们看来，他们才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一方。

在他们的群体中，有这样一个口耳相传的“英雄故事”，其主角一直是他们的楷模：

在1921年，从一战战场上回归英国的老兵哈里·科里（Harry Cowley），在布莱顿郊区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同袍退伍后，居住在破败潦倒的棚屋里，生活质量非常差。

科里决心帮助他们找到一处有瓦遮头的居所。在布莱顿，他闯入了那些空置的中产别墅，组织其他拥有相似理念的人，把那些最潦倒的伤兵和无家可归者安置进去。

帮助占屋的哈里·科里

2003年，科里的追溯者们，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组织——科里俱乐部，逐渐发展成英国布莱顿当地一个庞大的社群。今天，在其官网上，人们还可以找到科里发动英国本地人找房屋的照片。

“初代squatter”的任务，不仅是为了找到一所空置的房子，还要提供一个“配套”服务：保证无家可归者的饮食供应、在附近街区设立“哨站”提防警察、跟房屋原主人周旋......

今时今日，“科里俱乐部”还会面对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组织讲座、读书俱乐部和电影分享会。

欧债危机、新冠疫情，接二连三的社会动荡，加速了占房运动的出现，尤其是新冠以来，由于许多人的生计受影响，连房租都交不起来，一些国家的政府采取“只眼开只眼闭”的态度，默许一些流离失所的人住进一些空置的物业。

如今，占房者运动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占房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女市长带头占房

在美国媒体《Vice》的一部纪录片中，一个伦敦的占房组织，占据了市中心的一座空置酒店，让当地无家可归者住进了客房。

组织者有着鲜明的行政架构和公共职能小组。

在酒店大厅，占房者还专门设立了公共议事大厅，定期举办读书会和讲座。

旅馆被占房者占为己有

这段短纪录片还拍到了组织者对抗街头小混混打砸的过程：他们有专门的“安保小队”，用灭火瓶作为武器，向小混混们砸去。

在酒店的最高处，组织首领举起了“旗帜”，面对人流如鲫的伦敦大街，宣示了对这片土地的“控制权”。

自我标榜为“左翼占领者”的squatter们，把占领空置的酒店、剧院和商场，视为反抗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逻辑的抗议。

还有很多占房者，没有那么旗帜鲜明的运动纲领，纯粹为了非法获利，占领一座房产，转手出售，或者利用荒废房屋，做其他非法勾当。

欧债危机影响下，一些南欧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更加尖锐，一些沦为底层或者无家可归者，也就更加有占据空置住宅的理由了。

在过去10年，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就成为了“squatting”组织最喜欢光顾的“圣地”了。

其中，西班牙是占房运动野蛮生长的典型案例。

在2003-2005年期间，西班牙修建了70多万套公寓。曾几何时，对于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些更发达的国家而言，这里简直是度假和置业天堂。但房产泡沫开始越涨越大。

在欧债危机的打击下，西班牙住房的空置数量达到了340万，几乎是整个欧盟的总数量三分之一。原本未能投放到市场中的大量闲置住宅，成为了西班牙国内外“squatter”们最先选择的目标。

西班牙空置的住房

尤其是西班牙著名旅游城市巴塞罗那，在过去10年，更是占房者心中的“麦加”。占领闲置房产的行为，也叫 “okupa”，是当地年轻人面对高房价问题表达不满的抗议行为。

这些年轻人不一定没有工作，也未必流离失所，他们选择占领一座属于银行或者大公司的物业，以抗议大资本、大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不仅没体恤普通百姓的疾苦，还囤积房产以获取价值。

一些来自左翼民粹组织的市政厅议员，本身就是“okupa”运动的一份子。最著名的，要数巴塞罗那女市长Ada Colau。

巴塞罗那女市长Ada Colau

这位社会运动家，早在2009年就名声鹊起，成立了“按揭受害者平台”，效仿南美洲的贫农，专门“围攻在大型地产商办公楼总部的大门。在她的竞选纲领中，占房不是犯罪。把房子起好了却不让其投入市场使用才是犯罪。

这位常年组织占领空置住宅的活动家，居然把巴塞罗那一座属于市政厅的大楼让给了一些青年艺术家，整栋大厦的租金一年只有象征性的666欧元，但愿意交租金的人寥寥无几。

法律的微妙

一边厢是日益增加的无家可归者，另一边厢却是大量任由其闲置的房产。

《空间的道德性》作者、西班牙占领空屋组织者马丁内兹（Miguel A. Martínez）认为，让那些无家可归者进入居住，不失为一种盘活荒废资产的手段。对于众多“squatting”倡导者和实践者来说，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城市空间的公平分配。

“squatting”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是合法行为，在有些国家则是非法行为。在很多时候，人们经常把“squatting”和“trespassing”（非法闯入）混为一谈。简单地来说，“squatting”是在知道一处房产没人居住的情况下入内居住或者使用，而“trespassing”则是明知里面有人居住或者使用的时候依然闯入这些地方。

非法与合法之间，有着极其微妙的边界。

一栋房子被侵占者刷漆占有

在美国的一些州，要占领一座空置民宅，首先得确保没有人居住。在搬进这座空置住宅的时候，还要通知邻居，让邻居知道，自己是这座房产的居民。

在居住过程中，这些“占领者”们不得毁坏或者盗窃房子里面的财物，否则就变成了入室盗窃。

住满了2到3个月之后，获得了邻居的首肯，房子的主人，也就合法地易手了。

在占房法律最悠久的地方——希腊，占房者能够获得房子产权的居住时间却要长得多：居住者要不简单地居住20年，才能把空置的物业据为己有。

对于原业主来说，定期巡视物业，发现里面有没有陌生人进驻，是自己的职责。

实际上，随着疫情的结束，各国的经济活动又开始频繁起来。在疫情封控期间对“占房者”网开一面的市政当局，开始重新收紧了对待“占领者”们的处罚措施。

就在今年4月5日，法国国会计划重新修订非法占领空置民宅的处罚条例，计划把占领空置民居的最长监禁刑期延长到3年，处罚金也从原先的1.5万欧元上调到4.5万欧元。

主导草案修订的法国国会议员、国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吉约姆·卡斯巴里安认为，现行的法律法规让许多原先的业主要通过民事诉讼消耗2-3年，才最终把不交租却占着房子的居住者赶走。

但是，“占房运动”是否大规模发作，还取决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城市空间与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应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