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表达与流量经济相互成就丨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旭东

在今年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数字”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过去一年，贵州“村BA”“村超”的爆火，让苗侗斗牛、侗族大歌等非遗瑰宝借助直播镜头跃升为“顶流”。数字文旅、数字非遗、数字藏品等新业态蓬勃涌现，人文经济正成为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蓝海。

贵州实施“四大文化工程”，为文化赋能经济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基因如何在数字浪潮中焕发新生，并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数字技术又怎样反向激活、重塑乃至再造地方文化？如何结合贵州实践，从人类学视角解码“数字浪潮中的文化基因”？就相关问题，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

人文是数字经济“底层密码”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您如何理解数字经济与人文经济互相融合互相促进？

赵旭东：数字媒介无疑是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也推动着文化研究的转向，即从关注原始文化模式转向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当代文化探索。人类学认为，人生活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形态深受社会制度和技术革新的塑造。技术变革必然孕育出与之相应的文化表达形态。

当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其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了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日益转向基于网络新媒体的表达，核心在于文化意义的赋予。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本质上是文化转型的载体，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便能把握其中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

航拍贵州村超现场。贵州“村超”以文化为符号进行数字传播，带来线下消费爆火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汪国锋 摄

例如，最近有人因高铁禁带散装白酒的规定，在安检时当场喝完一瓶酒。酒厂得知后，主动给予其远超酒本身价值的“精神补偿”，而这次事故营销带来了这款酒的销量大涨。

这在法律层面或许难以理解，但从文化角度看却十分自然——它体现了“有所失必有所得”的互惠原则。厂家正是巧妙利用人们对这种文化心理的依赖，通过补偿行为进行营销，成功吸引了直播带货的流量与关注。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中的“流量密码”，其底层逻辑实则是“文化密码”。在数字化时代，文化表达与流量经济相互映射，彼此成就，形成了强大的共生关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人文经济为什么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赵旭东：人们的生活在逐渐富裕起来，衣食之忧开始得到解决之后，第一个涌现出来的就是对于文化意义的符号消费。比如走出自己所熟悉的社区，到不一样的文化氛围中去体验那里的生活，这无形之中催生了寻求独特文化体验的旅游经济。在这方面，具有丰富文化形态的贵州发展模式最值得关注。

贵州“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点燃红色旅游热潮。

然而，在传统的旅游方式中，游客获取信息的渠道往往单一、片面且不透明。行程安排、景点内涵、文化背景、消费项目等信息可能被简化或过滤，导致游客难以获得全面、真实、深度的体验。

例如，面对一场精彩的贵州传统民族文化表演，游客可能因不了解其历史渊源、象征意义、表演细节或背后的故事，而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无法真正沉浸其中，感受其文化魅力，旅游的体验感和满足感因此大打折扣。恰恰在解决这些痛点方面，数字经济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以文化数字化的三重动能破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让人文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赵旭东：具体而言，文化消费成为数字经济新增长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嫁接新媒体渠道是必由之路。未来经济发展要素必须接入新媒体平台，地方经济尤其不能脱离这一趋势。而新媒体传播的核心表现形式本质上仍是文化——例如依托热门旅游景点的民族服饰旅拍，正是通过文化展演创造了沉浸式的民族风情体验。

第二，文化经济是旅游经济的核心引擎。旅游业的繁荣背后，真正活跃且具有驱动力的正是文化经济。同时，旅游基础设施也日益依赖数字技术：网络便捷性、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因乡土文化认同感而兴起的农家乐、民宿等新业态，都体现了文化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力。

第三，文化意义与虚拟世界天然契合。 文化作为传递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载体，具有虚构性质，这使其与虚拟世界紧密相连，并将文化追求推至意识前沿。需明确的是，文化作为先入为主的观念，通过媒介传播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从而形成流量经济。因此，“文化先行”的新经济模式，正直接推动着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

游客在丹寨县万达小镇观赏非遗表演（陈慧摄）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地方人文中有哪些元素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元素？

赵旭东：和老百姓生活相关之处，都是文化经济大展拳脚的地方。文化和经济紧密相连，包括人们生活无法避开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实际上背后都具有一种文化包装意义的存在，而它们又完全是基于各种消费经济的实践而有的文化实现和表达。

一个很传统的地方性的小吃，可能就成为支撑起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柱，比如山西的陈醋、山东的煎饼、南京的板鸭、贵州的酸汤以及广东的烧腊之类。

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民俗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产品，它们也都会因为有这一身华丽的文化外表而受人关注，特别是在旅游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里，这种地方特色变得日益重要和突出。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要依赖于这些文化的符号和意义，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说明了二者相互转化的逻辑基础。

游客在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体验长桌宴。雷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以数字火种点燃人文传播之火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能否通过数字经济转化为文化经济？您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做？

赵旭东：贵州多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无疑是探索人文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基于全域旅游经济的带动，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转型升级带来契机。贵州在全力打造基于数字流量密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榕江的“村超”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值得深入挖掘。

特别是传统的榕江苗侗族文化的转型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在那里，当地民众积极转发赛事信息，珍视“村超”荣誉，这种发自内心的全民参与和传播热情，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使一个地方性的足球活动跃升为世界瞩目的现象级赛事。

“村超”“村BA”等人文活动的成功，根基在于巧妙运用了数字时代的流量密码，而其深层的驱动力，则源于对苗侗族传统斗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以说，“村超”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是地方社会历经多重形态的转型后，在网络时代结出的硕果。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学安

编辑 李雪雪

二审 江婷婷

三审 岳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