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实行德政，为什么会遭到史家的质疑？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辛未日，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判决死囚290人，并将这些死囚释放回家，约定明年秋末归来就刑。到期的时候，死囚全部归来，唐太宗下诏赦免全部死囚。

这是《旧唐书》中的记载，唐太宗的这一仁慈举动，让后世的人们称颂不已。由于《贞观政要》等书籍的影响，以及唐朝近300年中各种溢美之词的描述，唐太宗的帝王形象近乎完美。

之所以说近乎，是因为玄武门之变中，唐太宗杀了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当了皇帝之后，又杀了几个文武大臣如侯君集、张亮、刘洎等等。这些人都是历史名人，都有史家为他们立传。虽然他们被杀的原因，可以尽可能地说他们咎由自取，但他们被谁所杀，这一事实却改变不了。

唐太宗李世民

之所以说近乎，还因为唐太宗杀了至少十个未成年的亲侄儿；逼父让位；杀了弟媳齐王妃杨珪媚的孩子；强娶杨珪媚，还与杨珪媚生了曹王李明；这对杨珪媚来说，可能生不如死。这些事情中，被害者完全无辜。唐太宗逼害无辜，损害了他的完美形象。

唐太宗（598-649年）纵囚归狱，这一仁慈举动，感动了《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在他们的笔下，唐太宗释放回家的死囚增加了100名，达到390人。唐太宗的仁慈还感动了《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死囚人数也是390人。

司马光比欧阳修小12岁，比《旧唐书》的作者刘昫（xù）小132岁。刘昫（887-946年）是五代时期的人，比唐太宗小299岁。

但是，对唐太宗纵囚归狱的记载，后人还是提出了质疑。

唐太宗释放死囚

一、《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对唐太宗纵囚的动机提出了质疑。他写了一篇《纵囚论》，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欧阳修还是很客观的，他按照资料记录了纵囚事例，但同时又质疑了这件事。

唐太宗纵囚的人数，《旧唐书》说是290人，《新唐书》说有390人，这多出的100人，正是欧阳修加上去的。欧阳修添加100人，应该不是随意之举，不然他不会再写《纵囚论》质疑。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多出的数据，应该来源于唐朝的史书、文书或者民间的传闻。唐朝的皇帝，都是唐太宗的后代，朝臣歌颂当朝皇帝的祖宗，一点都不奇怪，反而贬损就奇怪了，谁愿意让自己丢掉乌纱帽，或者脑袋搬家呢！

比如，在《七德舞》中，白居易就这样歌颂唐太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白居易写诗，为了韵律，就用四百代替390，这不能说他又增加了10人。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后，这时的唐朝，已经从盛唐的神坛上跌下来，进入到了藩镇割据时期，李唐风光不再。

唐至德元年（756年）正月一日，安禄山在洛阳登基，自称大燕皇帝。六月，唐玄宗逃离京城长安，安禄山攻破长安。

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自缢身亡，虽然安史之乱结束，但接着吐蕃（tubo）攻破长安、唐代宗出逃；783年，泾源军攻陷长安，唐德宗出逃。再接着藩镇割据，唐朝廷已经无力治理全国。

白居易身处乱世，无比怀念着文人笔下的贞观之治，因此写下了《七德舞》。但白居易的《七德舞》只代表文学，不代表国史。

二、司马光对唐太宗纵囚的人数也有考异，司马光可是《资治通鉴》的作者！《通鉴考异》曰：“贞观四年实录云：天下断死罪，止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顿多如此！事已可疑。”与欧阳修一样，司马光记录了纵囚事例，也质疑了这件事。

资治通鉴

三、成书于唐朝的史书，似乎并没有记载唐太宗纵囚事例。

吴兢（670—749年）撰写的《贞观政要》，是唐朝人对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最为正面、完整的记述，但《贞观政要》只字未提唐太宗纵囚事件。

吴兢是唐玄宗时期的史官，参与国史编纂，熟悉唐初史事，不应该忽视唐太宗纵囚的德政。这提示在安史之乱之前，没有史书描写唐太宗纵囚事例。

不仅如此，《贞观政要·论赦令》还有着截然相反的记述：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臣道：“┄┄施惠于坏人，必将有害于好人。诸葛亮治理蜀地，十年不赦罪犯，而蜀地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故朕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罪犯。”

贞观政要

上段文字亦见于《旧唐书·太宗传》《唐会要·论赦宥》《通典·刑法卷》，但均是贞观二年的记载，并且“绝不放赦”一句，均改作“不甚放赦”。

《两唐书》《资治通鉴》记载的“纵囚”发生在贞观六年，赦免死囚发生在贞观七年，《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说“绝不放赦”。说明他“绝不放赦”的施政理念，与他的纵囚行为完全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