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类乙管”时机是否恰当？我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据是什么？专访梁万年

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三年来新冠病毒频繁变异，疫情态势不断变化，科学精准防控策略不断调整，我国为何选择在1月8日对新冠实施“乙类乙管”，这样的时机是否恰当，我国疫情防控的步骤、理念又是怎样变化的，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冬春季本来就是新冠病毒相对活跃的时期，在中国1月7日已经开始了春运，我们在1月8日实行“乙类乙管”，很多人质疑这个时机是不是不恰当、不合适，您怎么看？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从科学防控的角度，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才能够选择比较适宜的实行“乙类乙管”的时机，这也是不论从专家组也好，还是国家层面反复思考的问题。除掉医学疾病的要素以外，我们还是要考虑到社会、经济、人口，特别是人群免疫力水平的变化等，众多因素在一起考虑。我们考虑到，从病人的角度来看，现在是一个奥密克戎的变异株的亚型，虽说传播力在增强，免疫逃避在增强，但是它的致病力确实是明显下降。另外人群的免疫水平现在处在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是我们国家主要是靠免疫接种来获取主动免疫，整个人群的免疫接种率全程都超过90%。另外我们医疗系统的救治准备，包括相关的一些储备和能力，我认为所确定的时机是科学的，是恰当的，也是合乎有关的要求的。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一些国外的媒体认为中国是被动放开，而不是主动选择的。在被动和主动之间您认为我们中国是怎么选择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三年的疫情抗击以来，我们一直是牢牢把握着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对疾病的深入研究，对病原体病毒的把握，使我们的知识空白点越来越小，我们对它更进一步了解。另外我们边防控，边做准备，边做能力建设，实际上我们一直通过抗疫，就想找出一个最佳的时期，来适时优化完善我们的防控策略和具体措施。除掉综合考虑国际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以外，更多要考虑我们如何把老百姓的生命健康、身体安全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个大的理念下，进行一些措施的完善和优化，我们一直是在主动作为的，在积极寻找条件和时机，成熟一个我们就调一点，成熟的时机更充分，就调的大一些、快一些。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疫情防控到现在三年了，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是科学精准动态调整防控政策，但很多公众和网友反映，感觉我们中国的防控政策只有管控和放开两个阶段，而不是像我们说的一直在科学精准地去管理去调控，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中国的疫情防控一直是依法科学的，按照我们对疾病等相关的认识在逐渐地调整优化和完善的。其实从2020年疫情开始到今天为止，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2020年的1月份到4月份，我们面对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新发传染性疾病，当时采取的最重要的策略是应急围堵，而且是一种超常规的应急围堵的阶段。2020年的5月份以后，进入了常态化的疫情防控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始终没变，但是我们的策略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要实行“乙类乙管”，其实又形成了一个大的战略性变化。不论是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疫区的划定，包括从全国范围来看，几道防线的设立，我想大家都能感受到，过去我们划疫区大小的时候，一开始最早是以省为单位，后来以地市为单位，然后以县为单位，最终精确到以街道，以居委会，甚至门洞、班级为单位，这些都是在变化的。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我们一直动态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动态调整的依据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这个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学特征，以及导致疾病的病原体，新冠病毒它的变异性特征，致病性特征，我们对它的掌握的程度以及它的变化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抵抗力，包括人群的免疫水平，包括卫生健康系统的救治能力和疾病的防控能力。第三就是我们适度的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我们采取的强度以及它的执行情况，始终在这个过程来寻求最佳的平衡状态，来确定我们防控的策略和具体的措施组合。所以它是依据科学的，是考虑平衡，在众多因素当中来找出一个相对优的权衡的解，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思考。

在此前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球大流行尚未结束，疫情走向仍有不确定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新冠疫情仍保持着高于普通传染病的防控措施。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后，绝不是放任不管，绝不意味着所有防控措施的退出，而是要强化服务、强化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从乙类传染病的甲类管理到乙类传染病的乙类管理，它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规定的法定传染病，没有变。法定传染病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控制措施，这个是法律规定的。比如疾病的报告，病人的管理和救治，必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干预措施，包括监测，都是法定的，所以绝对不是放任不管。像这种重大的传染性疾病，仅仅靠政府是不行的，必须是政府、社会、单位、部门乃至个人大家形成合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大家各自都有责任，当然政府是主导责任，所以每个人都还要做工作的。

梁万年表示，为有效防范风险，当下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医疗救治，把重症治疗放在优先位置。加强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保护，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加快推进农村地区的救治能力建设等。同时还必须要强化对病毒、病原体的监测，一旦有新的变异株或者亚型出现，能够快速发现、预警，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最初的疫情之前的状态，大家想要的、需要的状态？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所坚持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始终没变，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国家三年的疫情防控，我认为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在人类和重大传染病性疾病斗争史上，中国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疫情前状态的这种窗口期，但是当下我们仍然是疫情吃紧的阶段，还需要大家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也期盼着疫情前的状态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