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中的寻找与救赎

□桫椤

最近接连读了几部长篇小说，巧的是，王跃文的《家山》、钟法权的《重生》和黎民泰的《太平花》三部作品都从革命史中取材，而且都在家族叙事的范型中展开故事。虽然隔了漫长的岁月，但文学重述历史的冲动依然没有减弱，对革命精神的弘扬当然是恒久动力，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与新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在经历了20世纪“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探索后，传统精神正在重新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支撑性力量。

《太平花》的主旨是“寻找”，作者用“一明两暗”三条线索来讲述寻找的过程。

明线是“我”爷爷黄河清对太平花的寻找，只有找到这种曾经在青城山枝繁叶茂而今已然绝迹的植物，《四川植物志》的撰写才算告成，这也成为他坚守半生的信仰与追求。这条贯穿全书的线索，从1934年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利一直延伸到当下的时空中，而且经过了两代人努力才得以完成。

一条暗线是我党地下党员、“我”小爷爷黄海晏和小奶奶许琳，在上级即“我”的曾外祖爷爷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他们所找的是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另一条暗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舅爷李沧白和地质调查所主任王培源，试图运用地质科学护民救民的行动及其遭遇，二人的理想在日寇制造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中一败涂地。

寻找太平花的行动串联起了两条暗线，叙事因此结络成网，承载了不同人物关于信仰、革命、社会未来与自我价值之间的思索与判断。三条线索的不同结局，凸显了作者的立场和主张，也彰显了小说的历史价值。实际上，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外露的，黄河清、黄海晏、黄和平这些名字，即昭示了叙事的旨归。

与《家山》全景式的厚重书写不同，《太平花》的叙事以灵巧见长。作者用简洁的笔触在历史帷幕中描画出几个可以承载故事、生发主题的角色形象，但对他们的性格不作求全责备的细腻雕琢——这反倒给阅读留下了脑补的空间。

同时，三条线索齐头并进，链条上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行动计划，这种叙事方法借鉴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写法，这部小说中是“花开三朵”了。这种对人物和情节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手法有相当大的难度，搞不好就会导致人物的标签化和主题的概念化，甚至会搅乱叙事逻辑。但作者并不忌惮，而是通过清晰的叙述、鲜活的人物和饱满的情感蕴藉，使整部作品叙述流畅、气脉贯通，可见驾轻就熟的讲故事功夫。

作者对故事的讲法有着相当清晰的思路。当黄海晏和许琳成功潜伏，两个对革命活动尚显“生涩”的青年如何展开情报工作让人担心，怎样回馈读者的期待？作者安排“上级”不断发出指令，为二人在不同阶段安排不同的任务，每完成一项任务即推动情节前进一步，以满满的沉浸感和代入感，让读者跟随人物进入危机四伏的革命情境中，从而体验到紧张刺激的阅读快感。这种架构故事的方法与传统通俗小说一脉相承，显示出作者宽泛的文学视野和多元化的小说观念。

历史小说写作最大的难度，不在于所述的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而是能否在陈陈相因的历史观念和以往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经验中，产生新的立意。黄河清一生对太平花念念不忘，可看作是中国人渴望和平生活的象征，但这一愿望在战乱年代只是镜花水月。

以战争和斗争进行的道路探索，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因此也在文学中构成了革命叙事的主要情节。以“上级”和黄海晏、许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李沧白、王培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让前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上级”不惧死亡光荣牺牲；也让后者遭受人格和精神的重创，重庆大轰炸中在通风不好的防空洞里窒息的数千亡魂，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虽然小说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国共两党与日寇之间的斗争情形，但作者借黄河清和竹下秀夫之口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特别是对身为共产党人的“我”小爷爷与身为知识分子的“我”爷爷关于战争观念的论辩进行了细致呈现。这一点，在摆脱以往关于革命战争的叙事惯性方面，是有所突破的。

竹下秀夫和李沧白是两个功能性人物，小说通过人物内心的忏悔来实现对自我的救赎，确证了革命救亡的正义性与和平愿望的正当性。抗战爆发后，日本植物学家竹下秀夫突然消失不见，不明就里的黄河清终日为他担忧，焦急地等待着消息。日本投降后，一封来信让他目瞪口呆：为虎作伥者也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并在悔罪中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在黄河清看来，“他在日本研究战争的罪恶，我在中国研究太平花，我们会殊途同归。”彼此的情感认同，表达的是对战争共同的声讨。

李沧白这个人物与此异曲同工。重庆大轰炸后，身为防空司令部督查专员，他“跪倒在朝天门外河滩上密密麻麻的死难者尸海中，痛心疾首，仰天悲号”。回到重庆的他，抛弃家庭，住进寺庙，为他自负的罪责而忏悔，直到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两个形象的心理转变，是对小说主题的有效深化。

文学不断用想象提醒和抚慰过去的伤痛与牺牲，用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究，弥补记忆中被时间带走的细节与温度。在《太平花》中，无论是我党力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川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出川抗战，抑或是重庆和成都遭受日寇狂轰滥炸的悲惨景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志士仁人为国赴难，都于史有据；甚至太平花从都江堰到京城、再从故宫引种回青城山颠沛流离的过程，也是有史可考的。

这些史实与第一人称叙述相互配合，不仅提升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感，也为升华人物行动和事件的意义筑下了基础，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是严谨的。追求更高的艺术真实，是这部小说所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观察黎民泰的创作，历史题材是他擅长的领地，在《太平花》之前，长篇小说《锦绣》《川流不息》和中短篇集《无处潜伏》中的作品，都从四川革命史或民间历史中取材。这些小说在以文学方式钩沉和传递历史记忆的同时，因为大量调用地方史和地理风物知识，对以审美的形式丰富和保存地域传统文化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