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亭下万千枝——蔡襄与北宋杭州的牡丹欣赏

治平三年（1066）三月十五日，时任杭州知州蔡襄在凤凰山麓州治之中名为“山堂”的一座建筑内，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十三日吉祥院探花》。

欲寻轩槛倒清樽，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花园。

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待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

由这两首绝句构成的书法作品《山堂诗帖》即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蔡襄传世纸本墨迹中创作时间最晚的一幅。蔡襄想要去到的花园位于吉祥院中，是北宋知州们特为钟爱的赏花胜地。吉祥院的僧人守璘，在寺中栽植了牡丹千本，每当花开之时，便会邀请市民与游客一同饮酒花下。

牡丹原本栽植于中原一带，江南少有。白居易刺杭时，清平山麓开元寺中始有牡丹培植的记载。相传是一位名为“惠澄”的僧人从洛阳移栽了牡丹。一时间，杭州士绅竞相前往开元寺，欲睹名花风采，徐凝、张祜等人纷纷赋诗敬献给白居易，邀请其一同参与赏花雅集。

让中原的审美完全根植于江南土壤中的是五代吴越政权。喜爱牡丹花的三代五王将这种花卉的纹样植入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此时的中原却因为连年战乱，断绝了培育牡丹花的传统。直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纳土归宋，吴越王及其子孙北迁至中原定居，随他们一同北上的还有被这个家族世代珍爱的牡丹花。

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受邀来到洛阳的钱惟演家中，遇到了从未见过的风景——钱氏熟知与拥有的牡丹品种之多令这位到访者大开眼界。

“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馀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余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馀虽有名而不着，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钱惟演是末代吴越王钱弘俶第七子，他对于牡丹的爱赏得自于家族的人文传统。欧阳修在钱宅屏风上见到的这些不曾听闻的牡丹花品之名，正是当时两浙地区栽培的产物。备受震撼的大文豪写下了著名的《洛阳牡丹记》，而为大作书丹之人正是欧阳修“御用”的书法家兼好友蔡襄。

往来于福建与汴京都途中，蔡襄都会经过钱氏牡丹的故乡杭州。皇祐三年（1051）春天，他在这里停留了两个月。好友苏舜元时任提点两浙刑狱，他们找寻到了一个名叫吉祥院的地方，在这里欣赏到了满园春色。四月北上汴京之际，路过临平华严院的蔡襄看到此地牡丹盛开，回想起吉祥院中繁花似锦之状，写诗三首赠予苏舜元。

吉祥亭下万千枝，看尽将开欲落时。却是双红有深意，故留春色缀人思。

烘帘微照自生光，吹面轻风与送香。谁把金刀收绝艳，醉红深浅上钗梁。

的的名花对酒樽，栏边沈醉月黄昏。今朝关外寻兰蕙，忽见孤芳欲断魂。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苏舜元即与世长辞。待到十五年后蔡襄出任杭州知州，再度来到吉祥院时，当年一同赏过花的好友们已凋零殆尽。只有位于慈云岭南坡龙华寺附近的崖壁上，还镌刻着当年苏舜元在此地任职时留下的题名：“皇祐元年己丑九月，提点两浙刑狱，守尚书度支员外郎，苏舜元立名。”

慈云岭南坡区域是两宋时期颇为热门的游赏目的地，名臣与宰执纷纷在此留迹。苏舜元的题名直到百余年前依然保存在西湖群山间，直到采石场的开设让历史留给后人的印记伴随着龙华寺遗址一同灰飞烟灭。

这一年春天三月二十二日，牡丹花期落幕。蔡襄在山堂召开以庆祝牡丹花谢为主题的雅集。此时，他的生命也恰如凋谢的牡丹，即将走向尽头，但他所钟爱的吉祥院与牡丹欣赏传统，被后任知州们很好的延续了下来。

守璘这位仅在典籍中留下只言片语记录的僧人，在他的一生中见证过蔡襄与苏舜元的壮游，参与过沈立主持的牡丹花会，阅读过他撰写的植物学著作《牡丹记》，在严寒的冬日接待过迷惘于仕途的苏轼，也目送过正忙于六井整治，行色匆匆来而又去的陈襄。

北宋时期，有许多像守璘一样的僧人，在山水之间以栽花为乐。他们不仅是杭城内外与西湖之上人文景观的营建者，还是由晚唐至南宋，牡丹花卉种植与欣赏的重要耕耘与守护之人。无论是北宋时吉祥院中的花圃，还是南宋时宋高宗案头的瓶花，都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硕果。

绍兴年间，赵宋王朝已落脚临安，宋高宗的吴皇后得到了一幅五代花鸟画巨擘徐熙所绘《牡丹图》，欣赏之余在画上题写下诗句。那日所写正是皇祐三年（1051）蔡襄在杭州赏花后赠予苏舜元的诗。即使北宋的花园、书画与摩崖已消散于历史尘埃间，对于牡丹的爱赏依然在被后世传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