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门户之争：权力转移与阉党东林派的角力

崇祯时期的门户之争系继天启年间而来，而启、祯之际的权力转移，改变了天启时的门户力量的对比。明思宗从魏忠贤手中收回朝政大权，并将之处死后，在一段时期内，其遗党大部分仍在朝中，其势犹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阉党一派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崇祯元年(1628年)上半年，在大学士刘鸿训的帮助下，阉党人物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先后被斥。接着，“钦定逆案”,给阉党以致命的一击。这一举动缘由御史吴甡等倡议而开其端。

崇祯元年十二月，吴甡上疏说：“京察在迩，恐遗奸未尽，借察以掩其奸。若辈非考功之法所载也…此辈若溷入察典，非法之平。宜命部院科道汇叙前罪、职名，各注事实，合疏请旨，特赐处分。”明思宗认为其言可行。于是指令大学士韩炉、李标、钱龙锡等确定从逆名单。韩炉等为人宽厚，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报上。明思宗嫌少，令再议。韩炉等“又以数十人上”,明思宗仍嫌太少，“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重新拟定，且指出：“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韩炉等表示“外廷不知内事”,明思宗当即驳回，说：“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一天后，明思宗再召韩炉等“人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告之“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

由于明思宗态度相当坚决，一个包括了绝大部分阉党成员的逆案名单，终于在崇祯年三月被确定下来，并以诏书的形式公布于全国。列入这个名单的有：首逆凌迟者魏忠贤、客氏二人，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崔呈秀等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刘志选等十九人，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魏广微等十一人，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顾秉谦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此外，还有“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逆案”之定，极为沉重地打击了朝中阉党的势力，使整个崇祯一朝中，阉党一直没能重新恢复元气。

明思宗打击阉党的举动，使得与阉党紧密相关而又绝对对立的东林派，自然而然地成为被肯定的势力，从而东山再起。崇祯元年(1628年)春，编修倪元璐首先上疏，称颂“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从而打破了魏忠贤专权以来，东林派被官方诬为“邪党”的局面。随着东林派的昭雪，东林人士得以渐渐重返官府，史载：“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同年四月，倪元璐又上疏请求焚毁以攻击东林党人为能事的《三朝会典》;五月，明思宗下令执行。这更为东林人士的再起创造了有益的环境。不久，“东林大盛”的局面得以继天启初年之后再次出现。截止到崇祯二年(1629年)春“定逆案”,东林派的势力远远压倒了阉党。

不过，这并不是说阉党一派从此不复存在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阉党分子在定逆案时漏了网，有的甚至还留在官府之中。如右庶子杨世芳即是一个漏网的阉党，他是韩炉的“姻家”,因而得到了包庇。

另外，“素附珰，仇东林”的吏部尚书王永光及由阉党杨维垣等引进的御史史高捷等，都是著名的漏网阉党。那些正式列名逆案的阉党分子，一般说来，对于自己的失败也并不甘心。这样，两派的斗争势必还要进行下去。两派斗争的前途如何？倘若没有外力干涉，其结果当是出现东林派专权、阉党趋于消灭的局面。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出现了外力干涉，这个外力便是明思宗。明思宗不同于对政务不感兴趣的明熹宗，他对政务很关心大权一直握在自己手中不肯些许放松。于是当时的门户之争就深深地受到了他的态度的影响。为了巩固自己乾纲独断的政治地位，对于士大夫的门户之争，他采取了两点方针：一是已经颁示天下的“钦定逆案”,始终坚持不动，不许翻案；二是禁止臣下互相党附、分门别派。崇祯元年(1628年)春天，倪元璐的一个奏疏中曾说：“陛下明旨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曰化异为同，日天下为公’。”这便反映了明思宗不喜士大夫分立门户的立场。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二十五日，“钦定逆案”颁布后不过十天，发生了户科都给事中解学龙弹劾蓟抚王应豸一事劾疏中除“克响激变”的内容外，还有指责王系“魏珰私人”之语。明思宗阅后说：“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私！”在这里，明思宗对劾疏中指责王系“魏珰私人”表示不满，也表现出了他对统治集团内部分别门派的反感。明思宗对待统治集团内部门派之争的这两条方针，虽然无法达到根本消灭这种争斗的目标(政界一旦出现门户，不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其对立情绪是不可能靠强迫命令而消除的，这是一般规律),但限制了阉党势力的迅速恢复，也使得东林派无法无限扩展自己的力量，使之不可能像天启年间的阉党那样垄断朝廷大权；此外，两者争斗的规模，也不可能发展得太大。

这样，崇祯年间的阉党和东林派的门户之争，便处在了长期的或明或暗的断断续续状态之中。从总体上看，阉党处于劣势，但对手并不能将之消灭。另外，如前所述，由于明思宗刚愎自用而好虚荣，给奸佞之徒窃取官位创造了条件；而这些奸佞之徒因其有为人奸佞的坏毛病，便往往与较为正直的东林派格格不入，对于邪恶的阉党分子则经常是一拍即合，同气相求。

于是，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门派之争又具备了如下一个特点：旧有的阉党分子在对东林派的斗争中，常常得到新进入政权的奸佞之徒的支持，甚或形成新的邪恶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