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阎锡山的一个举动，导致了他的叛变

作者：武陟东旭

“明天通知团、营、连干部开会，将他们全部解决！”

1939年12月22日晚上，沁水县苗沟村一个密室里，几个人在窃窃私语，一场阴谋酝酿而成。

12月23日早上，决死队8团全体干部接到团长的通知，让他们于中午8时到团部苗沟村开会。

大家吃过早饭，急匆匆向团部赶去。

他们不知道，一场危机即将降临。

团长孙瑞琨已经叛变，会场四周杀机四伏，埋伏了上百名全副武装的人员。

薄政委在山西

决死纵队成立于1937年初，后来发展到50个团。

阎锡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抵御日寇，也乐于利用这支武装。

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战斗力差劲的晋绥军根本不是日军对手，交战之后连连失利，山西大部落入敌手。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失去了抗战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他决定认贼作父。

1939年4月，阎锡山公开喊出口号：“宁亡于日，也不亡于八路”“抗日第二，防共第一”。

阎锡山

这意味着，他已经决定向决死队举起屠刀，一场腥风血雨在所难免。

1939年12月，阎锡山出手了。

他首先逼着决死2纵向绝对优势的日军开战，想借刀杀人，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

2纵政治部主任韩钧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不执行命令，他直接回电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阎锡山大喜，他有了借口，污蔑说2纵“谋反”，命令晋绥军第15军、第61军向“叛军”决死2纵开战。

决死2纵最终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杀向晋西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经过此战，阎锡山领教到决死队的战斗力，感到强攻难以奏效。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阎锡山改变策略，决定用金钱美色和高官厚禄收买决死队将领，瓦解决死队。

决死队的来源复杂，加上阎锡山的手段很多，决死队前后有10名团长被敌人诱惑，当了可耻的叛徒，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8团团长孙瑞琨（独立3旅8总队）就是其中一名叛徒，他的叛变最出人意料。

孙瑞琨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

他7岁起就给地主放羊，受尽欺压，可谓是苦大仇深。

不幸的经历，磨砺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12岁那年，他放羊的时候遇到暴风雨，弄丢了地主的羊，他不敢回家，逃到了深山里。

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僧人，干脆拜师学艺，学了一身好拳脚。

出师之后，他回去报仇，杀了地主一家，受到官府通缉。

从此后，他流落江湖，隐姓埋名。

抗战爆发后，他拉起队伍抗日，后来加入决死队，还加入了组织。

在和日军交战的时候，他身先士卒，光着膀子冲锋在前，让鬼子闻风丧胆。

他意志坚决，一开始，阎锡山对他的拉拢收买并未奏效。

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后来派了手下的一个处长，带着5万大洋的银票前去游说。

孙瑞琨一听，怒道：“要老子投降，瞎了你的眼！”

他掏出手枪说：“再不滚蛋，老子的枪不认人！”

处长灰溜溜地走了，孙瑞琨的表现受到决死3纵首长戎子和、独立3旅旅长颜天明的高度赞扬。

处长夹着尾巴回去报告：“司令啊，这个孙瑞琨不好拉，油盐不进。”

孙楚说：“老子不信牛不吃苜蓿！是男人都有弱点，不好金钱也好色，就用美人计。”

真让他说中了，孙瑞琨有个毛病是好女色，常去找风尘女子消遣，甚至说“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没女人”。

组织上对他进行过批评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其实并没有改，而是寻欢的时候更隐秘了。

孙楚派了一个女特务去色诱孙瑞琨，果然成功。

女特务说：“将军如此英武，在决死队有什么前途，不如直接跟阎长官干，至少当个师长，到时候，保证无数女人围着你转。”

孙瑞琨动了心，酝酿了一个阴谋，打算控制全团所有干部，然后把队伍拉到孙楚那里去。

这时候，阎锡山的敌对行为已经持续了快一个月，但还没有引起决死队的足够警惕。

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戎子和（右一）

始料未及的是，出事的恰恰是平时让人放心的独立3旅7团、8团的张济、孙瑞琨。

1939年12月下旬，副总队长（副团长）袁士链对孙瑞琨说：“总队长，天赐良机啊。”

孙瑞琨明白，对方说的良机，是独立3旅旅长颜天明、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去牺盟会总部开会。

袁士链曾经在孙楚正太护路军的某团当过副团长，是孙楚打入决死队的卧底。

色诱孙瑞琨的女特务，就是此人落实的。

孙瑞琨这时候有点犹豫：“颜旅长和董主任对我不薄，我……”

“孙团长，事到临头，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你睡的女人是特务，如果东窗事发，颜旅长能轻饶你？”

“就我们二人，能行吗？他们能听我的？”孙瑞琨依旧下不了决心。

“实话告诉你，三个队长都愿意跟我们干；刘树茂和张德修本来是孙司令的人，郭培恩也被我们拉过来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就大功告成。”

听了袁士链话，孙瑞琨下了决心。

1939年12月23日上午，政治部主任陈士平外出开会去了，孙瑞琨开始动手。

他安排了一个警卫连，埋伏在会场周围。

这一个连，对他忠心耿耿。

因为这个连的人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是他的亲信，还枪法好。

安排就绪之后，他让文书通知各分队的排以上干部，集中到沁水县苗沟村的总队队部驻地开会，同时进行所谓的“年度点验”。

对此，大家一无所知，毫无防备地前去开会。

待各大队、中队、分队队长及指导员进入会场后，副总队长袁士链立即带着一个连赶到，在门口架起机枪，封锁了全部出入口。

孙瑞琨站在主席台上，脸色一沉：“弟兄们，我孙某已经决定跟阎长官干，希望大家也跟我走；不愿意的，就委屈你们了。”

话音未落，埋伏在会场四周的枪手们，用枪口对准了这些干部。

孙瑞琨一挥手，64名不愿意叛变的政工干部和进步军官被绑了起来。

对这里发生的事，陈士平主任当时不知情。

他开完会后，带着2名警卫员返回部队，一进门便被埋伏在门后的反叛分子用枪口顶住了后背。

警卫员见势不妙，赶紧拔枪，但为时已晚。

孙瑞琨的两名打手同时开枪，两名警卫员中弹牺牲，倒在血泊中。

走在后面的总队副官赵冠群一见吓破了胆，连声说：“别杀我，我跟你们走！”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他还将在场的一大队教导员阎轸之杀害。

“赵副官，干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孙瑞琨大声说，“我命令你，把被抓的干部送到阎长官那里，咱们都要升官发财。”

1938年决死三纵队部分领导在山西长治合影

接下来，赵冠群做的事出乎孙瑞琨的意料。

晚上9点，当一行人押着干部来到晋城县大阳镇大南沟村时，赵冠群突然从部下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开始扫射，很多干部当场牺牲。

其中，有第8总队政治处主任陈士平、组织干事张师周、中队指导员仝振德、谢国玺、中队长温东贤、涂成、李栓。

赵冠群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人都是高级干部，而当时双方正在合作抗日，万一蒋氏日后把这些人放了，他们不会放过自己。

因此，一不做二不休，杀害了一批干部。

剩下的干部，赵冠群交给了孙楚，被扣押在第三行署总部。

孙瑞琨动手不久，一向把自己伪装成进步分子的第7总队长张济也开始叛乱。

他带着警卫连，冲入决死3纵队总部，将政治部主任张凤阁、第7总队政治部主任郭鸿璜以下24人杀害或者逮捕。

在张济、孙瑞琨叛变后，第197旅旅长赵世玲也随之跟进，发动叛乱，但是他的阴谋并没有完全实现。

雷震少将

因为10团团长雷震是一位老红军，来自红四方面军，经过大风大浪，嗅觉敏锐，警惕性很高。

他察觉到了敌人的阴谋，带着部队跳出了敌人的重围。

1938年决死三纵部分干部在转移途中休息

突围路上，雷震看到一个人，他正是开会回去的独立3旅旅长颜天明。

“雷团长，你们这是去哪？”

“颜旅长，张济、孙瑞琨叛变了……”

在得知发生变故后，颜天明追悔莫及：“唉，我太糊涂，被孙瑞琨这小子给蒙蔽了。”

“事情已经发生，说什么也没用了，我们一起走吧，后面还有追兵。”雷震劝道。

颜天明无奈，只好跟着10团一起行动。

由于雷震的敏锐和果断，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中，游击10团成为决死3纵队的6个团中唯一完好无损的队伍。

雷震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福建省军区司令员，此乃后话。

那些叛变投敌，杀害我军将领和干部的凶手，下场如何？

1949年太原解放后，孙楚成为俘虏，送入位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1年被特赦，不久去世。

在第7团、8团叛变事件中的几个骨干分子，如张济、孙瑞琨、袁士链、刘树茂、张德修和郭培恩下场可悲。

蒋军大势已去之后，这些人惊恐万状，纷纷改名换姓（孙瑞琨改名叫孙玉玺、张济改名叫张仲舟），到处藏匿。

1949年太原战役中，孙楚（前排穿大衣者）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孙瑞琨、袁士链、刘树茂和张德修4人最终落入法网，被判处死刑。

郭培恩由于是在孙瑞琨的威胁下叛变，免于一死，被判处无期。

只有张济侥幸逃脱，在太原解放前跟随阎锡山一起到了台岛。

张济、孙瑞琨如果不叛变，也应当是开国少将，可因为意志摇摆，错判形势，当了叛徒，身败名裂，完全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