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太行之险 守河北之要

本文转自：石家庄日报

明朝，尤其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石家庄一带的地缘位置和政治、军事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真定卫所军屯的建立，石家庄一带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

□本报记者 石雅彬

明初战争

明朝前期，今石家庄市境内，经历了两次激烈的战争——明初北征和靖难之役。

当元末红巾军起义时，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于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在濠州（治今安徽省凤阳县）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起义。由于朱元璋“度量豁达，有智略”，才干出众，先后任元帅府事，左丞相等职，韩林儿还封他为吴国公。不久，朱元璋渡江，建立江南政权，南平闽广，北伐中原。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七月，朱元璋先后攻克卫辉、邯郸、临清，沿运河北上，直至直沽（今天津市）海口达通州。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顺帝见大势已去，北遁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明大将徐达于八月初二领兵入元大都，结束了元朝98年的统治。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定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市），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元至正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将常遇春攻克保定，三十日克中山（今定州市），遂趋真定（治今正定县），元将孙平章弃城而逃，真定成为明朝领地。

明太祖朱元璋为保长治久安，先后分封24个皇子和1个从孙为王。因边防要塞重点在北方，所以择其险要，从东北到西北有9位边塞王，包括宁王、晋王、燕王、代王、秦王、谷王、萧王等。其中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是明太祖第四子，他曾屡次率兵深入漠北打败故元残军，威名大振，尤为朱元璋所倚重。

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开始削藩。朱允炆削藩过程中杀害诸侯王的行为，激怒了燕王朱棣。朱棣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南下，自称“靖难”，史称“靖难之役”，在北方称“燕王扫碑”，民间也称为“燕王扫北”。这一仗打了四年，石家庄一带多次成为主要战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朱允炆派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兵讨燕。八月，耿炳文率王师至真定，号称30万，并布军于河间、鄚州（今任丘市鄚州镇）、雄县。当时，燕王朱棣军队只有数万，双方兵力悬殊。但朱棣熟悉河北地形，主动出击，各个击破。燕将张玉率军至涿州（今涿州市），屯楼桑村，乘南军不备，渡白沟河（今雄县西北），全歼南军9000人。驻扎载鄚州的南军急忙出援，行至月样桥，被预先埋伏的燕军击败，南军将士多溺死，燕军攻克鄚州城，乘胜直趋真定，在这里迎来战事转折点。

耿炳文的部将张保在真定一战，临阵投降了燕王。朱棣掌握了南军的虚实，耿炳文虽号称30万大军，实际只有13万人。据《明太宗实录》记载，真定之战，朱棣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失败。耿炳文率部北跨滹沱河，欲驻在真定城西北至西山一带。正在调动之际，朱棣率精骑数十，绕过城西南，利用南军大规模拥挤渡河的时机，突然南北夹击，耿炳文急促出城迎战，但不敌燕军夹击，南军被“斩首三万余级，积尸塞城壕，溺死滹沱河者无”，而燕军“获马二万余匹，俘降数万”。经这一战，双方各有得失，但燕军攻打真定城三日不下，于是暂且还归北平。

耿炳文在真定大败后，被建文帝诏回南京，另派李景隆取而代之。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李景隆带兵号称60万，由德州进兵真定，以图取燕。两军会合于白沟激战，朱棣险些被俘，但因南军“将帅不专，故令不一”，李景隆败走济南。这年九月，明惠帝朱允炆又选盛庸为帅进驻德州，与定州、沧州互为掎角之势，从三面围困北平。朱棣佯攻辽东，实际上集中兵力，突然南下，攻陷南军防御最薄弱的沧州，“拔其城”。只因兵力有限，被迫撤回北平。

《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记载，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三月，燕军经短暂休整，主动由保定向西南，在滹沱河下游一带与南军几番激战，互有胜负。闰三月，两军会于藁城。南军列方阵于城南，燕军以一部兵力攻其三面，朱棣亲自率领精骑数百突击城北隅，冲入敌后奋战。其时，突遇狂风大作，燕军得势，斩敌首6万余，追至真定城下，生擒南将，尽获军资器械无数。藁城之役，燕军大捷，自此开启连胜模式。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五月，燕军渡淮水，最终直达京师应天府城下。朱棣进入南京时，宫中起火，明惠帝不知所终，朱棣于应天府即皇帝位，改元永乐，为明成祖。

地位变化

朱棣夺得皇位后，决定迁都北京。

《明史》记载，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始以北平为北京；八月，徙江南富民实北京，次年八月徙山西民户到北京；永乐五年建北京宫殿，从此北京大兴土木，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以迁都诏天下。继元朝之后，北京再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河北成为畿辅之区。

迁都北京后，京师之地直接隶属中央，称直隶，南京属地称为南直隶，京师北京称北直隶。北直隶领8府，在今河北省境内有顺天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

明朝迁都北京，石家庄一带的地缘位置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是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的冲突之地，宋朝的宋祁曾说：“河朔天下根本，而真定又河朔之根本。其地河槽易通，商贾四集，屯田潴水，限割敌骑，进战退守，绰然有余，故常倚为北面之重。”现在成了都城的南大门。清朝地缘政治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述了真定府的军事价值：“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道梁宋，如建瓴于高屋，骋四马于中原也。盖其地表带山河，控压雄远。”

明朝真定府的建置基本以元时的真定路为基础，府领11县、5州，州领16县，范围比今石家庄大不少，属于今石家庄的州县有：真定县（今正定县）、井陉县（元属广平路威州，洪武二年来属）、获鹿县（今鹿泉区）、元氏县、灵寿县、藁城县（今藁城区）、栾城县（洪武十年移治于今栾城区栾城镇）、无极县（元属中山府，洪武初县废，洪武四年七月复置，属定州，洪武七年四月直属府）、平山县、行唐县（元属保定路，洪武二年属定州，正统十三年直属府）、新乐县（今新乐市）、晋州（洪武二年以州治鼓城县入，今晋州市）、赵州（洪武元年以州治平棘县省入，今赵县）、高邑县、赞皇县等。

关于真定府的重要性，清朝直隶总督李卫在《相形势以正经界疏》中赞道：“伏查国家定鼎京师，北控幽燕，南屏保定，以河间扼东路，以正定总西路，抚有万方，宰制群动，天下都会，朝贡奔走者，不出河间，则出正定。西南九省之冲，正定实为咽喉要镇，从前（指明朝）三十二城大小，维持臂指承使，雄关环峙，城郭恢宏，股肱上郡，气象不同。”

军屯发展

真定自古为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设置“真定卫”，作为真定、保定二府的驻军，其指挥使司设在真定府衙东南，下属左右前后中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下，又设若干百户所，分驻州县、关隘。

《明史》卷91《兵志三》记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又奉诏在“自北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

另据顺治版《真定县志》卷7《兵防》记载，真定府、保定府西面太行山区的“紫荆、龙泉、倒马、固关、护城、防操等军墩夫等役共九千余名”。

除了为国杀敌、戍守边境之外，真定卫所军屯的建立，对于弥补真定府及其州县人口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石家庄许多村庄，如今栾城区柳林屯、北屯、南屯，今石家庄市东营、西营、南高营、北高营、留营、南翟营、北翟营等村，都是在明代真定卫或神武卫军屯、营所基础上形成的村落。

顺治版《真定县志》卷7《兵防》记载，真定卫及其各千户所，共置“军屯七十有二”，坐落滹沱河沿岸一带与真定、藁城、获鹿、栾城等州县，“村舍错落，军民杂居屯田”，这些驻军为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明史·食货志二·赋役》记载，按照明朝制度，真定府对于军屯征税更多，“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而“军屯亩税一斗”。另据《明史》记载，“军余一名给五十亩，原额屯田每亩征粮一斗二升”。相当于民田税粮的四倍、一般官田税粮的两倍。据《明史·食货志一》载，明成祖时期，为了避免“侵暴之吏”侵吞军粮，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规定：“军田一分，征粮十二石”，贮于屯仓。通过这些军屯军户耕种，不仅满足了卫所军队的粮饷，并且向官府缴纳税粮，使得“直省、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皆有仓”，为国家积累了大批粮食，甚至出现了“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的情况，甚至形成“上下交足，军民胥裕”的繁盛局面。

真定卫所军屯将士和军丁还直接参与修筑城垣、疏浚河渠、兴修水利等重大工程。光绪版《正定县志》卷5《山川》记载，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山水暴涨，冲毁滹沱河堤岸”，真定府、真定卫“发军民浚之，并修真定护城堤”。万历版《真定县志》卷1《山川》记载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滹沱河发大水，真定城的大堤被冲垮，“势逼城西南隅，坏民庐舍，而关城之中几为巨浸”“知府田济具疏上闻，可之。于是，偕神武、真定二卫指挥各率其属，大发兵夫，举旧河数里外凿新河”。这条新开河道，在清代称清水河、汊河，从上游平安屯向东南开凿新河道，分滹沱河为两支。东南经柳林铺村北、东古城村北、南高营村北，再汇入滹沱河。如今太平河柳林铺以下河段，就是这条河道的下游河段。实行分洪，解决了洪水对真定城的威胁。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当真定的滹沱河再次决口，真定府、真定卫则再次“发兵民筑塞”。

（参考文献：《明实录》《明史》《石家庄通史》《石家庄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