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团专家：良渚古城与石家河遗址有许多共同特征

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代表了长江流域对中国“多元一体”文明起源作出的卓越贡献。12月2日，“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来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揭开良渚文明的神秘面纱，了解环太湖平原上五千年前良渚人的日常生活。

良渚人建造的水利设施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

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一支考古学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历史。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良渚遗址在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总面积为14.33平方公里，分为瑶山遗址、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城址4个片区。探访团当天到达的是城址区，展示面积3.66平方公里，这里展示了5000年前良渚先民营建古城的情形。

良渚水网密布，良渚内城9座城门只有一座陆城门，其他均为水城门。在南城墙遗址前，良渚古城水门场景得以复现。探访团看到，一位头发挽起的良渚人正在竹筏上撑篙，准备穿过水城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社教专员陈晓栋说，其实良渚人发型是披发还是挽发现在尚无定论，但是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独木舟和竹筏，这个已有考证。

良渚位于太湖平原，地势低平，不耐暴雨、洪水侵袭。聪明的良渚人有许多建设水坝的实践。

“城外西北方向有两条水利系统，相当于一个上下两级的水库，组成了西北方向两个大的防洪体系，对古城起到保护、防洪、运输、灌溉等作用。”陈晓栋介绍，良渚人主要依山设形，用草裹泥的材料建坝。良渚古城申遗前发现塘山等11条水坝，直接控制和影响的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在申遗之后，良渚古城又发现近20条水坝，它可能对整个古城起到运输、防洪、灌溉的作用，为后续对良渚古城遗址的进一步解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中国水利史一般以大禹治水为开篇，距今大约4100年到4000年间，但并未发现实物，良渚人建造的水利设施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

因为处于平原地带，加之对水利的了解和运用，良渚稻作发达，物产丰饶。陈晓栋介绍，在良渚古城遗内址发现总量不少于40万公斤的炭化稻谷遗存。考古学家们对良渚碳化稻谷的植硅体进行研究分析，这一时期稻田的平均亩产量大约为141千克，也就是平均亩产已接近300斤。稻谷成为良渚人食物主要来源，同时他们也吃葫芦、桃李等瓜果，采菱、捕鱼，养猪狩鹿。

“神人兽面”表达良渚人的信仰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出现，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为文明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良渚古城城址由631万平方米外城、300万平方米内城、39万平米宫殿区组成。仅内城就有4个北京故宫大。

在南城墙旧址，探访团看到良渚人所修的一段城墙剖面原址。他们是在沼泽底部铺垫巨石“打地基”，再一层层堆筑土层而成城墙。

整个内城城墙周长约6公里，城墙围合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这些城墙高度5-7米，平均宽度40-60米，墙外护城河有50米宽。水门前的土地，就是当年良渚城墙的位置，站在水门前，仿佛看到5000年前城墙和护城河的恢弘壮观。

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城址中央。莫角山最高点有16.5米高，老百姓一直以为这里是山，因而称之为莫角山，但是经过考古工作者考证后发现，其实这里是一座由良渚人堆筑而形成的高台，土方规模与埃及金字塔相当。高台上有三个独立土台，分别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个土台之间，还有沙土广场。整个高台上分布着35座建筑，大的约900平方米，小的约200平方米，推测是当时的宫殿区。

陈晓栋介绍，在钟家港河道中段靠近莫角山东坡的河道淤积中，发现6根大型木构件，其中最大的一根有17.2米，直径80厘米，另外有一根长达10余米，加工平整方正并有间隔10厘米左右共39个卯孔，推测是用于当时宫殿建设所需要的材料，可以据此想象宫殿区的规模是多么宏伟。

沿着木栈道缓缓登上大莫角山台地。这是三个独立土台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登高望远，可见三面环山的自然景象，心境顿时开阔。

台上用立体模型展现了良渚古城的整体布局。探访团所站的宫殿区为内城核心，围绕宫殿区，周围设有墓葬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及纵横交错的水路体系。在立体模型上可以清楚看到，外城、内城、宫殿区形成三重向心结构，揭示了长江流域所创造的“藏礼于器”的规划特征，成为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秩序建设的典型手法。

莫角山西面的反山墓地位于高出地表6米的人工土台上。探访团看到，在这里11座良渚人墓葬大致按南北两排分布，每一排中间的墓等级较高，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布局。墓向多为南略偏西，均为竖穴土坑墓。墓中展示着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复制件，让观众可以直观感知当年挖掘时的状况。

陈晓栋介绍，这里一共发掘文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成以上，包括琮、璧、钺、璜等，墓地随葬物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制作之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等级良渚墓地，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反山王陵”。

反山规格最高的12号墓位于南部中央，推测主人是良渚王。“玉琮王”就出现在这座墓中，它是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高8.9厘米，上射径17.1厘米至17.6厘米，下射径16.5厘米至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玉琮王四面刻画着“神人兽面”图，描绘头戴羽毛发冠的神人，骑在貌似老虎的神兽之上。

22号墓是发现在玉璜上雕琢有完整神人兽面纹的墓葬。器物纹饰风格最接近12号墓，推测为良渚王后或女性王室成员。

“‘神人兽面’图大量出现在良渚出土玉器中，表达了良渚人的‘信仰’。”陈晓栋表示。

2019年7月6日，经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专家们认可了良渚古城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并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见证。

其中，向心性的三重城池结构，揭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城市文明所创造的特别特征，并在中国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良渚古城所展示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等，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

“良渚实证了中国和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一样，在距今5000年左右同步进入国家文明社会，打破了之前国际学界普遍所认为的，中华文明源起于距今3600年到3500年的殷商，排在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哈拉帕文明之后的论断。良渚申遗成功，标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斌说，虽然良渚文化中没有发现文字和青铜器，但墓葬所反映的等级、玉器所反映的权力与信仰、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等大型工程所反映的城市规划、社会分工与大规模社会组织等，足以证明其背后社会形态的成熟，在“青铜器、文字、城市”三要素定义文明之外，提供了认定文明的另一种路径。

石家河遗址与良渚古城遗址有许多共同特征

“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下游史前时期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史前世界文化遗产。在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一个石家河遗址，它同样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址。”随团专家、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辉介绍，作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两个最大史前城址，它们也是中国五大中国史前都邑聚落中，归属于长江流域的两个。

多年的考古发掘表明,确认石家河城址由多重城墙、环壕以及城外台地和附属聚落构成，城址面积约2平方公里，连同周边台地及附属聚落，遗址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

刘辉表示，两个遗址之间有非常多共同的特征。首先，两地都具有相同的地理环境。长江中游和下游两地统称为长江中下游平原，石家河遗址就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湖北称为千湖之省，地势比较低平。而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则是在以太湖为中心的冲积平原。以太湖为中心的地方称为江南水乡，它有非常密集的水系，江汉平原也是河流、湖泊纵横，造成这两个地区之间的遗址聚落的环境是比较一致的。

其次，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两个地区都有近万年的稻作农业种植历史，在浙江的上山，湖北的屈家岭，都已经发现近万年的水稻遗存，因此我们说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经济基础上是一样的。

以这两个遗址为中心的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同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进程，都有上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地文化均在约5300年左右统一成一个文化面貌高度一致的文化区，均在距今4300年左右衰落。

良渚申遗成功以后，可以实证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现在说良渚是一个早期国家。在石家河遗址中，同样也有一个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所发现的近20个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因此可以说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其实也是一个早期的文明中心。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两地几乎进入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文明化进程。

“良渚文化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在湖北的鄂东（黄冈等地）的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具有典型良渚文化特征的陶器。而在良渚遗址中，我们也同样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特征的陶器，比如屈家岭遗址中的双腹类陶器等。”刘辉认为，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有较多的文化联系，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