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使西汉迎来中兴，他是如何做好吏治的？

提到西汉有哪些皇帝，汉武帝也许是大家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名字，接着是汉朝的开创者高祖刘邦，然后是盛世“文景之治”的缔造者，汉文帝和汉景帝两父子，然后其他皇帝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在西汉近200年的历史中，诞生了两次盛世，一次是“文景之治”，而另一次叫做“孝宣中兴”，其缔造者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这是西汉国力的顶点。

下面就让我们走近汉宣帝，一起了解这位少有人知的明君的治国举措。

整顿吏治，推动中兴

大家都知道，汉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长期征战导致经济衰退，就通过出售官位等办法增加财政收入。由于官职可以买卖，从政者的素养层次不齐，不少人利用官职便利谋取私利，压榨民众。因此吏治愈发混乱，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汉宣帝成长在民间，目睹了许多昏庸官吏的暴行，即位后就把整治吏治，作为治国的中心环节。

大臣萧望之建议：“选同姓，举贤才，以为腹心，与参政谋。”汉宣帝全部采纳，马上任命他为谒者（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负责处理官民的上书，并根据内容好坏，提拔一批优秀的官员。

萧望之工作出色，举荐了一批优秀的官吏，大量高素养的政治人才进入官场为整顿吏治打下了基础。

与其他有为的帝王一样，同时汉宣帝也勤于政事，大小事务都悉心处理，亲自过问。

《汉书·循吏传》记载：“五日一听事，自尽相以下各奉职而进。”

除了经常听取官员觐见，他在任命刺史等地方官时，还会亲自面见交代任务，仔细观察其言行，以后考核政绩时，除了看重治理情况，还会把它和面见时的表现作对比。如果发现二者不符合，会追究责任。

为了培养良好的政风，汉宣帝还会对勤政爱民的官吏，给予丰厚奖赏，甚至赏赐爵位，以便他们在官场中树立榜样。

《汉书·循吏传》记载：“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

在物质的奖励下，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勤政爱民，政风也就随之改善。

一些良吏偶尔犯错，给予他们改正的机会，宽宏大度，不会因为一次错误就全盘否定。对于基层官吏，则增加傣禄以避免腐败，防止他们因为生活困难，而鱼肉百姓增加收入。

如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汉宣帝就下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傣禄薄，欲其毋侵于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这个思路与当今一些西方国家的“高薪养廉”相似，我们不得不佩服汉宣帝的智慧，在两千多年前就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对于因戍边而去世的官吏，则优待其家人，避免她们因失去至亲而导致的生活困难。

例如当时规定“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钱三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位戍边的官吏，看到这些规定是否觉得很温暖，从而工作更加仔细卖力？

汉宣帝的各项政治举措，既强调法理，也充满了人文关怀，有力的改善了政风。他在任期间的中兴局面，就是依靠良好的吏治来推动的。如果官员们问题众多，人人都以权谋私，官场污浊，即便统治者再努力，也只能是场独角戏，无法把各项治国举措贯彻落实，中兴也就无从谈起。

缓和矛盾，推行仁政

当时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甚至有了危及统治的趋势，所以仁政自然成为了汉宣帝的治国主导方针。总的来说，就是采取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改善底层网民的生活状况。

所以，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是比较高的，只有“文景之治”时期可以与之相比。

整肃司法

自汉武帝以来，统治者为加强集权，所以各项法律条文繁多，且过于严格，甚至已经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加上各级官吏利用政治地位所取得的特权压迫百姓，导致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广大平民深受其害。

为此，汉宣帝设置廷尉平这一职务，负责审核地方所上报的疑案和律令的修改。目的是加强执法调查，保证量刑准确，减少司法错误。

而且在每年的秋后时节，汉宣帝都亲自过间执法详情和案件进展，他的监督为官员们所重视，进而促进了执法公平。

除了在中枢机构设立官职，地方的执法行为也是汉宣帝所注重的。

“复遣悉相、御史等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例如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下令，重点打击执法过于严苛的现象，检举一些滥用刑罚的官员。

除了上面提到的加强执法、重视审核，司法公平也是汉宣帝所注重的。

他曾说：“肤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殊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共甲。”

汉宣帝力求解决官吏在执法中，存在的过宽与过严两种偏差问题。但不幸的是，由于汉宣帝英年早逝，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打击地方豪强

打击鱼肉平民的地方豪强，是汉宣帝缓和阶级矛盾的第二项举措。他任命了一大批富有责任感的官吏，如赵广汉、严延年、张敞等，他们到任后就以严厉打击豪强而闻名天下，甚至连北方草原上的匈奴人都知道他们。

例如当时琢郡的豪强，压迫百姓，当地的盗贼与之勾结，民众敢怒不敢言。

《汉书·酷吏传》记载：“大姓西高氏、乐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悟，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友，辄入高氏，吏不敢追。”

汉宣帝知道后任命严延年为琢郡太守。后者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

《汉书·酷吏传》记载：“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

三年内，地方豪强遭到重创，再也不敢欺压百姓。

又如冀州的情况与琢郡类似，也是豪强与盗贼勾结，甚至包括宗族广川王。汉宣帝就任命张敞为冀州刺史，给予他“便宜行事”之权，即冀州范围内所有人都得听张敞的命令，宗族也不例外。

张敞上任后，不仅马上捕杀盗贼头目，还不畏强权，调动军队包围广川王宫，搜捕与盗贼勾结的广川王妃的兄弟，及同室宗族刘调等人。抓到人后还砍下他们的头，挂在王宫外，并且上奏弹劾广川王，他的所作所为震惊了天下。而此后，冀州治安大为好转。

由以上的例子我们能看出，汉宣帝非常有眼光和魄力，所重用的人不畏权贵，雷厉风行，富有责任感与使命感。正是君臣上下一心，才能重创地方豪强势力。

经济方面

在古代，因为生产技术的落后，农民十分脆弱，一旦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到处流浪，即“流民”。汉宣帝要求对待那些回到家乡的流民，“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鼓励他们重新开展生产活动。

徭役，则是古代男子无法逃避的一项义务，通俗的说，就是强制平民给政府从事无偿劳动，种类有工程建设、镇守边疆等，时间长达1—3年，要承担长期与家人分别的痛苦。

汉宣帝关心民间疾苦，虽然没有废除徭役，但是规定如果有人在服役期间家人去世，可以暂停劳作，回家处理丧葬事宜。这么做既让人有了短暂的团聚时光，也能获得休息。

对待农民因饥寒贫困而导致的暴动骚乱，汉宣帝也放弃了传统的镇压政策，实行了缓和矛盾的安民政策。

例如，渤海郡发生饥荒，不少人因生活所迫而成为盗贼，治安糟糕，当地官员束手无策。汉宣帝任命龚遂为渤海太守，并同意了他“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的主张。

龚遂一到渤海郡，首先做的就是搜捕盗贼，同时开仓救济灾民，选用良吏，安抚百姓，劝民众不要暴动，专心务农。

“令口种一树头......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

在龚遂的努力下，一年后该地治安大为好转，民众都在从事生产，逐渐安居乐业，安民政策取得了很好效果。

对待商业方面，之前的汉武帝为增加财政收入，对盐、铁实行专营，通俗的说就是由政府统一经营管理，民间无权染指。这个做法虽然拓宽了财源，但由于政府急需用钱，所以定价不合理，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

汉宣帝虽然没有废除盐铁专营政策，但开始有意识地降低专营程度，允许民间商人的参与，并降低价格，成功做到了惠民。

处理民族关系方面

我们知道汉宣帝的对内措施以友好和谐为主旋律，除此之外，对外措施也突出“和睦”二字。

例如北方的匈奴，经过与西汉的多年交战，势力大为衰弱，而后者也由于国力有所损耗，而无力主动进攻，所以双方原来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偶尔还会爆发冲突。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发生内内讧，很多大臣建议抓住这个机会出兵消灭它们，毕竟匈奴是多年宿敌，留着终究是个隐患。汉宣帝没有马上同意，他认为当前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匈奴虽然内讧，但战斗力依然很强。

最终采纳了萧望之“遗使者弟间，辅共微弱，救其灾患”的意见，因而大大改善了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领袖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觐见，很多大臣建议对待他用诸侯王之礼，这样就意味着匈奴向西汉称臣，单于低人一等。但汉宣帝再次拒绝，决定用不臣之礼招待他，这意味着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汉宣帝这种不歧视、不轻视的做法十分成功，我们从单于的角度出发，对方国君能平等地对待你，你自然会怀着欣慰的心情处理两国关系，这就有利于和睦共处。后来，以这次会见为起点，汉匈关系长期和谐稳定。

《汉书·匈奴传》记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网民炽盛，牛马布野。”

除了匈奴，汉宣帝的友好和睦政策还推行到了其他国家。例如与乌孙国和亲，大力发展与龟兹的贸易等，这些使得西汉和各少数民族间形成了和睦相处的关系，为前者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了休养生息，促进了中兴局面的形成。

总结

公元26年，农民军起义军赤眉部与延岑在长安附近交战，西汉的皇帝陵墓大都被破坏，只有汉文帝和汉宣帝的陵墓安然无恙。可见汉宣帝在位期间颇得民众喜爱，就连数十年后造反的民众都表示敬意。

汉宣帝的治国举措，顺利把西汉拉出了自汉武帝穷兵黩武以来多年衰弱的泥潭，缔造了西汉第二个盛世。而西汉向来以制定庙号和谥号严格而著称，汉宣帝则与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并列为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地位极高。

不过与前三位帝王相比，汉宣帝的知名度实在不高，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