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群星闪耀时

本文转自：株洲日报

晏建怀

无论成王败寇，历史人物总是很难一语盖棺，对于身前身后名褒贬不一的赵氏兄弟更是如此。赵匡胤取天下于恩公英年早逝之后，以武将坐大而兵变陈桥驿，斥之为卑鄙小人、无耻之徒者大有人在。然而这个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的枭雄，在黄袍加身的过程中却能够迂回曲折，善谋良方，非万不得已不开杀戒，把以往靠杀伐开路、玄武喋血的夺位手段，改成了长袖善舞、省泪省血，尽量避免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凶残杀戮，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说：“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就此而言，开国之君，唯有宋祖。

兄终弟及不乏历史成例，却给人们留下无数臆想的空间，也让赵光义这个“太宗”在历史背影里显得阴鸷酷烈，颇不可解。这种阴暗的猜测，遮挡了许多事实。赵氏兄弟起家什伍，裨将出身，本就是军中的打虎亲兄弟，打从跟随后周世宗柴荣西征河东、北拒契丹开始，匡胤的每一个战功，莫不有光义的血汗。匡胤举事，禁军中固有“义社十兄弟”的桴鼓相应，但匡胤身边最肝胆相照生死相随者，则舍光义无他。尤其上位前后，其居中联络，策划指挥，莫不是光义蹈险亲为。可以说，太祖上位，光义厥功至伟，何况还有二人生母杜太后的“金匮之盟”可征。因此，兄终弟及对于赵光义是水到渠成，对于赵匡胤是情非得已，又不得不为，但皆是上得了台面光明正大的，无须以“烛影斧声”之类去编排。

另一方面，后人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陈寅恪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乃赵匡胤之钜功，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拨开那些道听途说的历史迷雾，你会发现赵光义倒还真有点文艺范儿，他爱好书法、擅长诗词、精通音律、喜欢下棋，且都堪称专业水准，北宋朱长文《琴史》评价他：“天纵多能，博总群艺，书冠神品，棋登逸格，至于今古音律，罔不研精。”可见通博而又内行。文艺发展上，赵光义不遗余力，在位期间，他专门组织一批博学鸿儒编撰了古书集《太平御览》、诗文集《文苑英华》、小说集《太平广记》等三部大书，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宋四大书”，他手里编了三部（第四部为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他在位时间长，除了北方强敌辽国所占领土，西边夏国偶有骚扰之外，其他力所能及的统一问题都在他任内基本解决。经历战争，人们渴望休养，他总结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战乱经年的教训，顺时应势地制定推行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发展生产、广征图书、扩大科举、重用文人。后面北宋七位继位者，都是他的亲子亲孙、孝子贤孙，他们继承他的衣钵，推行他的国策，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一以贯之，这才最终形成了文化的空前繁荣。

然而“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文化的繁荣一方面涂饰了盛世的画卷，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奢靡享乐之风，继位者刻舟求剑，天真地以为定一策而能建万世之安，非但不能与时俱进，反而在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拘泥成法，因循苟且，建国短短四五十年，便累积成如范仲淹所谓“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外敌环伺，百姓困苦，宋王朝岌岌可危。在此险极关头，先有仁宗以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后有神宗用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希望通过这种官僚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谁知下药虽不算猛，用心却太急，求果愈切，阻力愈大，在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和合力围攻之下，改革匆匆，结束草草，两次改革如出一辙。

改革失败，一切反弹，旧病未愈，新疾又生，使本已疾病缠身的北宋渐渐由痼疾演变成绝症，随着金兵南下，屠戮中原，“靖康之变”那惨绝人寰的悲剧便毫无意外的发生了，实堪浩叹。对此，当国者或不自知，忠荩之士却痛感为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谓之“靖康之耻”。

北宋自太祖开国，传至钦宗，共历九帝凡一百六十七年而亡。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北宋几乎从未发生过皇子之争和宗室之乱，除了一个所谓的“八贤王”在历史的传说中若隐若现之外，其他宗室贵胄参政者名不见经传，更无后宫、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残害忠良等历代频频上演的祸患，在宋王朝台前当国指点江山的，都是那批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书生文人，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掌握施政实权的中流砥柱。

北宋文气盛而血气淡。在这极盛文气的催生下，涌现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晏殊、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师生相随，范质、赵普、寇准、王安石、司马光等名相迭出，还涌现了一大批崖岸自高刚正不阿的诤士，石介、包拯、赵抃等怒吼于前，钱勰、刘安世、陈禾等死谏于后，流光如箭，难掩其凛然正气，世易时移，仍见其傲骨嶙峋，真可谓巨公辈出，繁星璀璨。而且，正是这群槃槃大才和鸿儒硕彦的影响引导，最终将华夏民族之文化推向了历史和世界的巅峰。

（《北宋群星闪耀时》，晏建怀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4年1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