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早期经历：从驿卒到农民起义领袖的崛起

大约在崇祯三年（1630）正月间，连遭失业、欠债、命案厄运、走投无路的李自成、李过叔侄就加入到农民、边军造反队伍中来。

李自成最早投靠的农民暴动军首领诨名叫王左挂。王左挂起事较早，是继明末陕北第一起农民暴动领导人王二之后较有势力和较有影响力的农民军首领，其部活动于陕北怀宁河流域，打家劫舍，对抗官军，队伍很快发展至3、4千人马。王左挂原名王子顺，也有史料说他本名王子爵，起事后号称“横天一字王”。

李自成离开银川驿后曾短暂加入明军，隶属甘肃总兵官杨肇基部。后来因军队闹饷，部分军士哗变，李自成出于一时激愤，和侄儿李过一起将上司王参将杀死。这样一来，李自成二人在明军中已无法生存，便趁乱溜出军营投奔在陕北赫赫有名的“流寇”王左挂去了。

李自成在军中时，早已知道王左挂人多势众，最早便投到他的麾下，王左挂收留李氏叔侄二人后见李自成生得孔武有力，能骑善射，又当过兵，有一定军事经验，就让他充当一个小头目，管理百十号兄弟，号称“八队闯将”。

一次，王左挂率众南下攻掠韩城，明廷新任命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率军前来救援、来进剿，杨鹤部陕军精锐果然剽悍，打得王左挂部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损失很大，王左挂领残部仓惶逃到山陕交界处的清涧一带蛰伏、藏匿。杨鹤不依不饶，率陕军紧追不舍，很快追至清涧，开始对王左挂残部围追堵截，在官军的死命追剿下，王的部下死伤严重，无奈之下，王左挂接受了杨鹤开出的招抚条件，率幸存部众出山向官军投降。

李自成不愿投降明军，他知道自己曾诛杀过主官，投过去必死，又劝不了一心接受明廷招抚的王左挂，便带李过愤然离去，后辗转投到另一支农军张存孟部。

张存孟虽然起事也很早，但和王左挂一样，也不是有抱负、能成大器的人物，为人庸碌，没啥应对策略，在洪承畴的残酷围剿下，接连失败，便主动向洪承畴乞降。为了向明军表示诚意，他竟背叛朋友，杀害了自己的伙伴双翅虎（绰号），并捆缚另一个合作伙伴紫金龙献给明军。洪承畴招安了张存孟部。他接受明军招抚后奉命驻扎在延绥一带，与昔日的农军战友作战。张存孟是个反复无常之人，他时而投降官军，时而反叛，后来终于被洪承畴设计俘杀，所部被剿灭殆尽。

李自成看出张存孟是个浑浑噩噩、胸无大志的庸人，且不讲信义，也容不下比自己有能耐的人，只在张营待了两三个月，便带着李过和数十个谈得来的弟兄不告而别投靠另一支农军队伍去了。李自成等欲投奔的义军领袖人物叫高迎祥。

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崇祯三年初夏，李自成就和高迎祥部联手作战了。高迎祥最早号称“闯王”，其部在当时陕北众多农民起义队伍中是实力较强、作战较勇猛的一支。

高迎祥，陕北安塞人，在崇祯元年（1628）率众揭竿而起，资格颇老。高迎祥不仅作战勇猛，还有智谋，且为人心胸开阔，善待部下，所以威望较高，其他各部农军首领都非常愿意与他联合作战。如“曹操”罗汝才，“争世王”刘希尧、“革里眼”贺一龙、“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众多著名的农军将领，当时都公推高迎祥为“盟主”，愿意受他节制，与他联手对敌。李自成投靠高迎祥后，高和他很对脾气，也很赏识他，两人遂结拜为异姓兄弟，一闯将、一闯王，自成自然备受迎祥倚重。

崇祯即位后，对陕西各地此起彼伏、屡扑不灭的民变颇感震惊，便遴选有勇有谋的将领率重兵前往镇压。崇祯二年（1629）正月，崇祯帝起用杨鹤为三边总督，负责围剿各路陕北“流贼”。年底，崇祯又任洪承畴为延绥巡抚，带兵配合杨鹤进剿陕西各路“流寇”武装。

当时陕西连年大旱，加上官府横征暴敛，加捐加派不休，民众已困苦不堪，很多活不下去的人纷纷加入农民军，本已干柴烈火的陕北危局大有延烧燎原之势。

杨鹤、洪承畴等都是当时明廷中很能干的官员，他俩到任后采取剿抚并用的两面策略，很快见了成效。原先陕北各地多如牛毛的农军，在官军软硬两手的威逼下，有的被剿灭了，有的则受抚招安，一部分态度坚定的首领则率部渡过黄河流窜进入山西境内，继续坚持斗争。崇祯3年年底，不愿接受官府招抚的各支陕西农民军大都先后进入山西。高迎祥、李自成这时也在山西流动作战，继续与明军周旋。

较早聚众起义的府谷王嘉胤被明军擒杀后，“紫金梁”王自用部的人马较多，实力最强。各支从陕北移师山西的农军便推王自用为首，领导大家联合作战，结成了所谓的“三十六营”，共同抵抗明军的残酷进剿。当时著名的农军首领如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贺一龙等都接受“紫金梁”王自用的领导，服从他的指挥。这种联盟是松散的，各支队伍表面上尊王自用为盟主，但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些草莽英雄信奉强者为王，谁的人多谁的势力大，谁打胜仗多威信高，众人便推举谁为大首领，这样做有利于协同各部作战，并求得长期生存。

当时李自成兵单势弱，在各支义军中并不显眼，但他也是36营的首领之一。由于各路义军都聚集在一起，以抱团取暖，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声势也愈发壮大。《明史·流寇传》记载：“紫金梁名王自用，复纠众起兵三十六营，号二十万”。

自转战山西后，闯王高迎祥和闯将李自成二人关系虽比较密切，但并非上下级的从属关系，都自领一营，他俩和三十六营义军一样，有时单独行动，有时则合兵一处以抵御明军围剿。

这些成分、来源复杂的起义队伍情况差异很大，有的纪律较严明，有的军纪败坏。他们冲州撞府，劫掠官绅、富户，以解决粮饷匮乏之难题，因此史料对他们的评价较恶劣。高迎祥很重视李自成，认为他绝非池中物，因此百般笼络他，曾把自己抢来的美女邢氏送给李自成为“压寨夫人”。李自成也曾把自己劫来的金银、物资回赠给高迎祥以作答谢。由此可见，高、李惺惺相惜，确实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当时，各营农民军为了扩大力量，常强逼一些青年农民“入伙”，有点类似于官军“抓壮丁”。有人不愿意，农军便一刀将那人杀死。因此，多数人虽不愿意入伙，但被逼无奈只能“从贼”。大多数农军队伍皆烧杀抢掠，逼人入伙，在那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战乱时期，部分义军首领采用这类非常手段也不足为奇。毕竟这些人都是起于蓬蒿的枭雄之辈，部下来源也很复杂，有农夫、有山匪、有明军溃卒、哗变边军、江湖好汉，素质不可能很高。但李自成部却大不一样，他在各营首领中比较另类，亦或算一股清流，他为人沉默寡言，较有心计，不仅骁勇过人，而且足智多谋，约束部下非常严厉，所部纪律严明，能做到令行禁止。《明史》也说他：“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敌制胜，雄于诸寇”。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最初的实力弱小到后来的兵强马壮，人马得以飞速壮大，逐渐成为各路农军中最为强大、最能征善战的一支打不散的雄军。

当时这些农民军大都为生活所迫，遂铤而走险，但也只把进攻的矛头对准地方贪官污吏与绅商地主，很少有人想到要推翻大明王朝、把朱皇帝拉下马这样的远大志向。李自成刚开始也是为生活所逼加入农军，随着阅历增加，眼界开阔，他逐渐和大多数义军首领拉开了距离，变得目光长远，抱负不凡，在那些纷纷被明廷招抚的农军首领面前，他坚决反对招安，斗争态度始终坚定，这也是他能屡仆屡起、折而不挠、最终能将大明搅得天翻地覆的核心所在。

当然，在明廷剿抚并用的情况下，李自成和其他农民军一样大都经历了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复杂过程。只有一项不变，就是李自成自始至终决不接受朝廷招安，从头至尾誓死与明军血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