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皇帝被戴绿帽子，还是自己的儿子戴的

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下狠手杀了哥哥李建成，本来极不道德（连李世民麾下大将秦叔宝也看不下去没有参与），但由于李世民是胜利者，所以由李世民臣下房玄龄等人编撰《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时，难免会出现“抑建成扬世民”的倾向，“删略国史”或“语多微文”都不可避免，作为后代史书的“原材料”，这种史书已深入人心。

太子建成真是“喜酒色游畋，淫乱后宫”的无耻之徒，还是被李世民有意抹黑？

据《资治通鉴》190卷，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一月记载：“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纵观历史资料，太子建成才干可能不如世民，但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攻打长安的一系列战争中，建成与世民常常并肩作战，一起向李渊出谋划策，共同建立过不少战功，即使李世民的功业稍稍超过建成，也相差无几。而且，李建成幕下网罗了魏征、王珪等贞观时期的名臣武将，由此也可反映出李建成绝非等闲之辈，并非单纯的“喜酒色游畋”之徒。当时，朝中主要执政大臣如裴寂等人都倾向太子建成，可见，李建成在朝廷中也是有一定威望的。李渊是个持重谨慎之人，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为长的传统，让李世民代替李建成为太子，而乱其步，况且唐朝初建，武装势力林立全国，在激烈的战斗面前成败未卜，根本不可能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仔细斟酌。

史书中在记载建成传记时，也颇多微词。《新唐书·列传第四》载：“建成与元吉通谋，内结妃御以自固。”还有史料记载李渊“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建成“淫乱”，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密奏建成，元吉淫乱”等事。

仔细推敲，真会有此事发生吗?

当时，李建成已被李渊册立为太子，功劳卓著，又深得朝中重臣及宫中宠妃们的支持，李渊对这个大儿子的期望也很高。李世民并没有真凭实据，怎么敢向高祖密奏后宫淫乱这类“大逆不道”之事呢?如果李渊听信了李世民的密奏，李渊也不会不了了之，而会究查到底，直至真相大白。何况李世民聪明过人，在这种不利己的环境中，他怎么敢轻易触及这种敏感话题?

宋代学者司马光对此表示：“宫禁深地，莫能明也。”他对《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一些污蔑建成的记载颇多怀疑，认为：“太子李建成虽颇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尹、张二妃之所以在高祖面前说尽李建成的好话，是因为她们俩人的亲戚被安置在东宫任职，受到李建成很好的关照，况且她们都曾与秦王有很深的矛盾，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她们憎恨李世民，这一点毫无疑问。史臣们对失败者造谣中伤的事比比皆是，这种记载并没有多少真实性，说太子建成“淫乱后宫”很可能是虚构之词。据《实录》载，武德六、七年之际，李元吉向李建成建议刺杀李世民时，“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由此可知，太子建成并不像是有禽兽之行的人。

至于《资治通鉴》所记载李渊“晚年多小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竟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则恐怕是夸大之词。查找新、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除了窦氏所生的三子有争夺皇位的斗争外(三子指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其余诸子都没有卷入这场斗争中的记载。高祖宠妃张婕妤、尹德妃两人积极为李建成效劳，也只是因为她们痛恨李世民，惟恐李世民登上皇位，对他们不利。高祖的其余十几个妃嫔既不可能全部得宠，更不可能都有政治力量，她们卷入这场斗争中的可能性极小。所以说唐高祖李渊头上未必是绿油油的，这顶绿帽子应该是后世的小说家的“馈赠”。

李世民手下的大臣在史书中如此大肆张扬李建成与高祖妃嫔的关系，无非是表明李建成是个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他只能用不正当手段在后宫中施展伎俩，寻求政治保障。岂不知，这种夸张、虚构的方式处处诋毁太子建成的人品，早己漏洞百出，不免惹得后人为太子建成伸冤，如此而已。